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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地众多协会组织尚在因“社会筹资”而倍感艰难时，从2007财政年度开始，中消协全年所有的运营费用，将全部从中央财政拨付的750万元资金中支取。迄今为止，能够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中消协一家。
人们不禁要问：中消协为何要“变身”？
事实上，挂靠于各地工商部门的消费者协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名”与“实”相背离的尴尬。虽然早些年消协在回归社会团体的属性上，做过不少努力，但这个由行政部门一手创建及扶持起来的“社会团体”，却注定难以对其身份产生认同。尤其是近年来消费纠纷剧增，消费者维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因而消费者对消协的期望期也随之提升。
但是，消协不论在“事前预警”还是在“事后维权”上，离消费者的期望都颇有距离。
2006年的“欧典地板事件”，不但直接导致了消协的“3·15认证”被叫停，也导致了消协20余年累积起来的公信力流失惨重。
在消协开始备受消费者质疑时，一场以“要钱”和“要权”为主要诉求的消协改革，在各地悄然展开。2005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突然变身”，从原来归属于工商部门，转而直接归属于上海市政府领导，运营经费也全部由市级财政专项直接拨付。
“上海模式”令各地消协很羡慕，也得到了中消协的“欣赏”。2006年3月，吉林媒体披露了该省消协将成立消费者维权执法大队的消息。这一举措是要“破解消协在维护消费者权益上的软弱无力”。
显然，公信的流失与地方消协在“钱”、“权”问题上的大胆改革，直接促成了中消协“变身”。
每年750万元人民币对中央财政来说，也许并“不算多”。
但中央财政以全额拨付悄然“收编”一个社会团体的意义，“早已超出货币面值本身”。可想而知，于此间有多少盯着中央财政的“社会团体”，正为未能先行一步递交申请懊恼，又有多少同类组织正摩拳擦掌，精心准备着一纸申请，等待来年也争取像中消协一样“变身”。
很难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比生态环境保护或众多慈善事业更重要。社会团体多基于公共利益设立，中消协的困境，其实也是大多数社会团体的困境。中消协变身的示范价值，不仅将直接作用于各地消协，也将直接作用于其他社会团体，乃至更广大的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
据称，“变身”之后的中消协，还酝酿着职责上的重大改变：将从直接帮助消费者维权的“事后维权”，转向“事前预警”。这正是人们对中消协“变身”的深层忧虑。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确不独需要社会职能的充分发挥，更需要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有效介入。但行政权、司法权和社会监督权不能彼此混淆，更不能合二为一。
事实上，消协在践行“事前预警”和“事后维权”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相对中立的身份，也许更有利于“事前预警”和“事后维权”的效果。相反，假如“变身”之后，中消协进一步变成事业单位甚至行政机构，一方面在“事前预警”上难以避免与原本就承担有“事前预警”职能的行政部门，如质量监督、工商等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少了一个以纯消费者的民间中立身份参与消费维权的路径。
和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应是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又不逾越权力的边界。也正因如此，在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正趋于健全的背景下，才更需要充分发挥NGO和NPO的作用。在此，我们不反对给中消协以财政支持，但“变身”之后的中消协，如何解决在行政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自如游走，并更好地引导社会领域中的消费者维权运动等问题，不但是中消协需要直面的题目，其利弊如何更有待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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