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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意涵丰富的公共议题标本，至少有一点清晰明了：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公开透明、民主理性的公共讨论，是平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达致社会和谐的有效捷径。
银行卡跨行查询费从出台到谢幕十个多月，始终在人声鼎沸的公众议论中煎熬，在目光如炬的公共视野中挣扎———对这一公共议题公开而广泛的讨论，实际上也决定了其命运的戏剧性发展。
作为始作佣者，银联与银行推出跨行查询费时，有点含糊其辞，甚至有点自恃强势。银联的公告既未给出收费时间，也未给出收费标准，只是强调收费“并非直接面对持卡人，而是面对银行”；交通银行是惟一在收费前20天通过网络和网点进行公示的银行，其他银行都是在银监会“变更收费项目必须提前最少10个工作日”的要求下，最后一天才表示将收取此项费用，个别银行甚至在其网点和网站上根本看不到有关跨行查询收费的任何表述。
然而，正是这区区0.3元的跨行查询费，激起了公众与传媒沸沸扬扬的声浪。去年6月，本报率先报道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紧急建议，叫停五大银行收取跨行查询费，随后始终高度关注与积极主导这一民生议题，与其他传媒一起将这一公共议题充分展开和不断深入。
在媒体上，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收费有什么合法的依据；收费成本与标准怎样核算制定；为什么没有经过听证程序；有无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合谋；是否违反《合同法》有关合同变更的规定；只贴公告就收费是否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银联、银行基本以低调解释，甚至回避缄默的被动方式应对这一公共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上海市民邓维捷向银联和三家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四被告返还已收查询手续费用，寻求司法救济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黄细花等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停止跨行查询收费的再建议》，寻求最高权力机关的出面干预；这一公共议题持续发酵，公众强烈的反应酝酿为公共意愿，通过人大代表和大众传媒公开表达，并随着信息的披露和观点的交锋，逐步逼近事实的真相，也逐步形成公众共识。
事实上，跨行查询收费并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就有不收费的“国际惯例”，也不是什么“银行根据经营成本变化采取的一种市场化经营方式”，因为大部分中小银行都宣称不收此费。真实的原因是银联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利益协调不成，转而借其市场强势地位将费用转嫁给银行卡客户。由于大银行的网点和自助银行设备（如ATM机）远比小银行多，是大银行最主要的竞争优势之一；跨行查询免费，实际上让小银行无偿使用大银行的设施，大银行自然难以容忍。中国银联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企业，大银行正是其大股东，共同的利益不难派生出利益的合谋：跨行查询收费，银联、收单行和发卡行“利益均沾”袋袋平安；客户若为避免增加支出转到大银行开户，小银行的客户流失就难以避免。
本应在行业内协调实现利益均衡，如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所说的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银行之间相互协商“愿不愿意开放，愿不愿意投资”，自行解决费用问题，结果却演变为集体向客户伸手掏钱，最终演变为公众事件，演变成公共议题。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尽管处处流露不甘和无奈，却也不得不正视公众共识与公共意愿。
这是一个意涵丰富的公共议题标本，至少有一点清晰明了：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公开透明、民主理性的公共讨论，是平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达致社会和谐的有效捷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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