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19次，降价金额近400亿元，但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为只要政府宣布降价，降价药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3000多种降价药因此停产。与此同时，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降价药仅仅更换少许添加剂就穿上“新药”马甲，“新药”价格是老药的10倍甚至数十倍。（2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真相的揭露，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郑筱萸的倒掉。这位手握审批重权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就是靠发放“新药”出生证大肆中饱私囊。全国药监系统的最高长官居然就是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腐败分子，也难怪这些年价格昂贵的“新药”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老百姓只能望药兴叹。因为药品审批的封闭性和独断性，官药勾结成为腐败分子和不法药商大发横财的诀窍。
　　中国在新药特别是西药研发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大多数核心技术不得不向国外购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在于，近年来中国的新药品种远远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个被媒体反复引用的数据是：仅2004年一年，国家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FDA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仅为148种。郑筱萸的倒台，揭示出了这个“奇迹”背后的秘密：药商依靠申报新药获取暴利，审批部门通过发放新药出生证分享暴利。
　　利欲熏心的不法药商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比谴责不法药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审批机构的逐利冲动轻而易举就变成了现实，官药勾结自然难以避免。资本的本性在于逐利。在可能的条件下，药商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寻找赚钱机会，包括收买权力。物自腐而后虫生，权力的失范自然会给行贿者以机会。追逐巨额经济利益的共同冲动驱使资本与权力所有者相互联手，本应普济公众的医药事业也就很快变成马力强劲的“抽水机”。在这种灰色利益格局下，降低药品价格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怎能不成为一种幻觉呢？
　　试想，如果不是郑筱萸的倒台，药品审批环节的种种腐败还将捂得严严实实。善良的老百姓总是一次又一次寄希望于国家发改委颁布降价令，却一次又一次因为平价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大惑不解，一次又一次面对眼花缭乱的昂贵“新药”忍痛掏腰包。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状态的患者哪里知道，司空见惯的阿司匹林片摇身一变成为巴米尔泡腾片，价格一溜烟就从几分钱一片飙升到1块钱一片。
　　揭穿官药勾结的黑幕后，关于药品审批制度的反省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新药审批制度借鉴了美国的相关制度，但美国审批一种新药需要经过6至8年的实验观察，但在郑筱萸时期的国家药监局，只要关系到位，几天就可以拿到批文；美国新药审批非常尊重专家的话语权，但在郑筱萸时期的国家药监局，仅仅少数几个人就说了算。郑莜萸大笔一挥，药商就会迎来滚滚财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先进的审批制度被长官意志所破坏，这种现象再一次说明，任何先进的制度要造福于公众，先决条件在于权力制约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