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岁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中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出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的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2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不论哪种药，只要一宣布降价，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老药换新装”，价格只涨不降。正如有专家所言，从1997年到2006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19次，降价金额近400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么大力度的降价，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多少实惠。那么，药品“降价令”何以遭遇“死亡门”？
    似乎应该归咎于买方市场的支配者——医疗单位的利益驱动。廉价药品尽管具有应有的疗效，但却没有“吃回扣”的空间，医生就不愿意“开”，廉价药就难以为患者所用，药品生产企业也就随之停产。或者，将“老药”换换“马甲”，再以高价推向市场。然而，在笔者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新药”是如何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的？其价格远远大于其价值的“虚火”何以没在上市前为监管权力所浇灭？使用已久的普通“老药”与所谓的市场“新药”，在功能疗效上没有任何差别，价格却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前者在降价令中“悲惨地走向死亡”，后者在降价令中堂而皇之走向市场，药监部门是难辞其咎的。
    显然，药品“降价令”遭遇“死亡门”，凸现出制度设计的极大缺陷和两种行政行为的脱节。在发布“降价令”之前，有关部门就应该考虑到因此会引发利益即得者的“曲线抗拒”，以相应的制度跟进把“空子”堵死。连续19次降价令推行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遗憾。同时，“降价”的强制行政行为，没有获得“监管”行政权力的“呼应”，直接导致相关的制度监管出现空白，“降价令”孤军奋战，陷入“降价死”泥潭也就不奇怪了。
    药品“降价死”的恶性循环背后，是沉重的民生艰难。这个“怪圈”如果再不打破，丧失公信力的，相信不仅仅是一道道药品“降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