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城

道顿堀

    早就听说大阪与东京存在诸多不同，这种不同在下火车一分钟后就感觉到了。出了新干线车厢，向滚梯走去，很自然地准备靠左站，但是发现众多乘客都是往右站的，才意识到这已是在大阪了。
    关于这种不同，有一种说法认为东京以前在江户时代是幕府所在地，武士佩刀都在左侧，所以靠左站时容易拔刀防身，也不容易与对面来的武士的刀发生碰撞，而大阪是商人的城市，商人习惯右手拿着算盘，所以习惯靠右站，以免算盘和对面的人发生碰撞。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暂且不论，反正大阪人是乐于和东京保持不一致的。比如，东京的盂兰盆节在7月中旬，大阪则固守阴历，8月中旬是跳盂兰盆舞的时节；大阪人严守着自己的曲调婉转的方言，而不屑于用东京的说话方法。
　　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直观地比较了大阪与东京的不同。一家电视台在闹市区摆上一桌子的餐巾纸，上写“请随便拿”，在东京，去拿的寥寥无几，而在大阪，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原因是东京受武士文化影响，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拿，而大阪受商业文化的影响，一看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拿呢。
　　大阪人与东京人互相看不起，东京人认为大阪是商人的城市，大阪人势利，三句话不离钱。而大阪对于东京有一种不服气的心态。大阪人自恃靠近京都，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自称“上方”，而将东京称为“下方”，认为东京人死板僵化，东京生活也不如大阪舒服。
　　大阪在江户时代号称“天下厨房”，是大米、酱油、大酱等的集散地，大阪的富商虽然是四民之末(士农工商)，但富可敌国，分封日本各地的大名也要向大阪商人贷款，所以有“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说法。
　　不过，昔日的“水都”如今早已繁华不再。战后，由于下水道技术的发展和处理轰炸的废墟，大批河道被填埋，成了柏油路，只留下了当年的河流名称作为地名。大阪由于处于河流下游，地势平坦，街道如同棋局般整齐。有意思的是，大阪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称为“通”，诸如“曾根崎通”、“中央大通”、“中之岛通”，南北方向的道路称为“筋”，诸如“玉造筋”、“堺筋”、“御堂筋”，倒是让人对方向一目了然。
　　虽然水都胜景大打折扣，今日的大阪仍是一个少有的市中心被水环绕的城市，北为大川，南为道顿堀川，西为木津川，东为东横堀川，形成了一个口字形。在市中心的北部，由东北向西南流的大川被中之岛分为两股，左为土佐堀川，右为堂岛川，中之岛就如同一条大鲇鱼卧在水中。中之岛上就是大阪市政府和多个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国际会议场的所在地，是整个大阪的核心区域。
　　在这个“口字形”的东侧，就是著名的大阪城。大阪城内外两道宽宽的城壕，外壕碧波荡漾，内濠则大部分已绿草茵茵。高高的石垒使用了50多万块巨石，最大的巨石高5.5米、长11.7米，面积达到59.43平方米，重达130吨。这些巨石如何从产地运到大阪，有很多待解之谜。
　　大阪城的天守阁金碧辉煌，颇有雄视天下的气势。有意思的是，1931年大阪城重建江户时代烧毁的天守阁的时候，未采用江户时代的天守阁样式，而采用了更早的丰臣秀吉时代的天守阁样式，尽管前者比后者要高大得多。比起作为经济中心的江户时代，大阪人似乎更怀念自己作为天下中心的丰臣时代。
　　大阪城中，丰臣秀吉之子秀赖和母亲淀殿在德川家康1615年进攻大阪城的“大阪夏之阵”时的自尽处，至今仍有人在献花。德川家康为了一统天下，不惜把当年丰臣秀吉向自己“托孤”且是自己孙女婿的秀赖逼上绝路，在权力面前，似乎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如今，丰臣秀吉作为“丰国大明神”，在大阪城内的“丰国神社”得到供奉，并不比东京把德川家康作为“东照大权现”供奉的“东照宫”逊色，不过还是远远比不上日光东照宫的富丽堂皇，毕竟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265年的基业，而丰臣氏昙花一现，仅仅两代这个姓氏就永远消失了。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已经过去40年了，不过大阪人还是对其一往情深，大阪世博会也在大阪留下了很多印记。1971年3月15日，为了纪念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的大阪世博会，每日新闻社和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制作了两个相同形状的“时间宝库”，并埋在地下15米深处，选择了2098件20世纪的文化财产，采用最新的保存技术密封在特制的金属容器里。上面的宝库在每个世纪之初打开，下面的宝库在6970年打开，也就是为5000年后的人类留下遗产。在2000年第一次将上面的时间宝库开封时，从里面取出的松树和扁柏的种子经过试验栽培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其中3棵红松已移植到位于吹田市的大阪世博纪念公园。
　　华灯初上，大阪最繁华的道顿堀热闹起来，似乎比东京更多了一丝市井气。在大阪，我也是头一次在日本被骗。一次乘坐出租车准备付费时，发现一枚500日元硬币的颜色有些异样，仔细一看，赫然发现“500”下面是“韩国银行”四个韩文字母。不知是乘出租车还是在小店购物时被“鱼目混珠”了，500日元一下子跌落到只有25日元左右的价值，这个小小的损失也让我体会了一番大阪人的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