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画像

王莽时期的钱币。

　　提要：西汉末年的王莽，有许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取代了西汉王朝，建立了新朝，算是一位封建皇帝了。王莽建立政权后，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矛盾，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财政改革，但结果全盘皆输。对这场改革，后人众说纷纭，有否定的，有肯定的，还有的褒贬参半，至今没有定论。不过这场改革失败的教训却发人深省，是值得重视的。

    衰微中登场：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刘欣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重揽朝政，同时颁旨封王莽为大司马，尚书兵符及京师禁卫军悉归王莽统辖。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政君临朝，委政于王莽。王莽为了加快其篡夺刘氏天下的步伐，用毒酒将平帝刘珩害死，改立2岁的刘婴为帝，自称“摄皇帝”。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终于废掉了刘婴，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从而取代了刘氏王朝。
　　王莽虽然煞费心机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西汉末年各种矛盾也使其如坐针毡。由于汉武帝伐匈奴，增加赋税徭役，人口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成帝、元帝时期，又因水旱灾害频繁，农业连年不收，致使赤地千里。史言：“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由此看来，西汉王朝“物盛而衰”时候已经到来。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之风日益盛行。如汉元帝至汉平帝时期，皇室、贵族、豪强、外戚过着妻妾成群、纵声酒色的荒淫无耻生活。统治阶级的奢侈物品，“一杯椦，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务广第宅，治园地，多畜奴婢，被服绮毂，设钟鼓，备女乐”，奢侈到了极点。造成财政更加入不敷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日益猖獗，高官权贵凭借其权势和雄厚的资本，肆意侵吞土地。如元帝时曾出任丞相的匡衡，竟隐瞒侵占封田多达四百倾。至成帝时，更多出现了像丞相张禹那样的“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的集官僚、地主、商人于一身的豪富显贵。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要比武帝时期更为突出。针对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成帝时陈汤曾建议朝廷利用迁徙豪强的办法，来制止肆虐无忌的兼并之害，但终因群臣的抵制而作罢。一些大臣曾先后提出限田的主张，试图对土地兼并加以限制。此建议虽然被哀帝采纳，但一纸诏书根本制止不住兼并的风潮，最终由于大官僚和外戚集团的强烈反对作罢。
　　王莽取代了刘氏政权后，为缓和业已激化的各种矛盾，不得不对财政进行一番改革。但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财政改革非但没能起到摧抑兼并、缓和矛盾的作用，反而却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连他本人也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屡改屡败：推行“五均”、“六莞”政策，四次改革币制

　　王莽在其短短的八年执政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主要的有以下方面：

　　首先，实行王田制。为了制止土地兼并，王莽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实行王田制。把土地一律改为国有。下诏说：秦朝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穷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立锥之居。使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他认为这都是背离了古代圣王之制的结果，只有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把土地都改为国有，才能禁止土地买卖和兼并。在井田制上实行“什一而税”，民众的负担自然就会减轻。
　　但是，抑制土地兼并，是在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由于触犯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致使王田制难以推行。事实证明，王莽想从大地主手中夺回土地，无异虎口拔牙，不得不宣布废止。

　　其二，实行奴婢“私属”制。为了禁止社会上买卖奴婢的现象，王莽在颁布“王田”令的同时，并将奴婢更名为“私属”，禁止自由买卖。他认为买卖奴婢和任意杀害奴婢、贩卖人妻子为奴婢，都是“逆天心，悖人伦”，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本意，必须严加禁止。王莽想用禁止奴婢买卖的方式来杜绝私奴婢的来源，若干年后必然使私奴婢绝迹，以解决农业劳动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农民在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共同压迫下，随时都有出卖自身或子女为奴婢的可能，远不是一纸禁令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禁止买卖私奴婢的政策与“王田制”一样难以执行。

　　其三，推行“五均”、“六莞”政策。汉代的商业发展，使富商大贾势力急剧膨胀，“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造成国家财政极度匮乏，农民深受商贾盘剥。为此，王莽采取了“五均”、“六莞”等经济政策，对工商业实行统一管制。
　　“六莞”是国家对工商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实行统管的政策。它所涉及的范围除一切工商经营活动外，有关财政税收及对人民的非生产性贷款等活动也包括在内。统管的具体项目有盐、铁、酒等，这些统统由国家实行专卖；冶铁、铜器具及钱币的铸造由国家主管；同时对山泽之利严加控制。
　　“五均”是指政府对全国工商业的经营及物价进行严格的管制。管制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把原有的职官更名为五均司市师，各司市师之下设交易承五人，钱府承一人。职责主要是平定物价、开展平准业务、收购市场上的滞销商品、对农民及小生产者进行赊贷。
　　“五均和赊贷”是经济管制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正如诏书所云：“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其中，以“市平”均衡物价来抑制商贾；以收购滞销商品来保护小生产者；以平价出售商品来维护消费者；以赊贷来限制高利贷对民众的盘剥。可见，“五均”、“六莞”的总目的是为了节制不法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制止高利贷的猖獗活动，以解决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当然，也不排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意图。

　　四是，改革币制。进入西汉后期，自汉昭帝以来币制日益坏乱，官铸五铢钱的重量不断减轻，竟出现了0.5克的小五铢钱。而且在私铸伪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平帝元始中铸造五铢钱多达“二百八十亿万余”，引起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又给国家带来了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等严重后果。出于挽救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逼使王莽不得不频繁进行币制改革。
　　王莽币制改革一共进行了四次。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效仿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错刀，每枚值五千；契刀，每枚值五百；大钱，每枚值五十，规定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并用。由于新币多名实不符，民多盗铸。尤其是金质的错刀币，使盗铸者获利丰厚。第二次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将错刀、契刀及五铢钱一并废除，另铸一种小钱取代五铢钱，与原来的大钱同时流通。接着，又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改金、银、龟、贝、钱、布名为“宝货”，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如此繁杂纷乱的币制使用起来十分不便，民间拒而不用，只好废止，保留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继续流通。第四次币制改革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除再次发行金、银、龟、贝钱币外，又发行两种新币，即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废除大钱和小钱后，流通货币只剩下货布和货泉两种了。
　　尽管王莽前后四次改革币制，总体说来都是失败的。其币制改革中的错误：一是变动过于频繁，二是对旧币处理失当，三是币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四是只知求助于政治权力而不尊重货币经济规律。仅就他推行的多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宝货”来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他以为货币价值可以由统治者随意规定，似乎依靠特权就可以使一切货币问题迎刃而解，这种只从货币流通着眼而忽视货币自身价值的币制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原因与启示：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强制

　　王莽的财政改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在这片烧焦的灰迹中有没有闪亮的地方值得肯定呢？
　　如果从当时的社会形势分析，可以肯定王莽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与土地的自由买卖是产生土地兼并的根源，而土地兼并加剧的严重后果，直接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使佃农备受侵凌和劫掠。只有改天下田地为“王田”，禁止土地自由买卖，才能遏制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认识到私奴婢的大量出现，造成农业劳动力缺乏，要发展生产必须解决私奴婢问题。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盐、铁只有国家统一管理，才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民众的痛苦与生产困难。不抑制私人高利贷，就难以达到促进生产的目的。从其改革的目的看，哪条改革都无可厚非。只是改革的措施背离了主观愿望而已。

　　王莽改革虽然全面失败了，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

　　一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王莽改革过于求成，这次改革不仅从内容上涵盖了财经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始建国元年四月至二年十二月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先后推出“王田”制、奴婢私属制、“宝货”制以及“五均六莞”等多项改革措施，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各种举措，同时出台，毕其功于一役，必然顾此失彼，一招失灵，满盘皆输。

　　二是改革不能急功近利。王莽标榜自己以“齐众庶，抑兼并”为改制的宗旨，可实际上却是分割商贾之利为己有的劫取手段。结果，自然要引起商贾、尤其是“三位一体”的朝廷命臣们的强烈反对。

　　三是改革不能理想化，要结合实际。脱离实际的理想化改革，不论什么时代都是不会成功的。如在土地私有观念已确立数百年的西汉后期，土地已经完全私有，土地买卖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王田制，把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土地制度不仅大地主官僚坚决反对，而且一般的自耕农民也不愿意。

　　四是改革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泥古。王莽在改革中每有举动必欲依古，如“王田制”仿照古井田法，“五均”依据《周礼》，币制改革借重原始的龟贝、春秋时的错刀、契刀等。这种早已过时的制度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泥古必败。

　　五是改革不能强制。在推行改革措施中，王莽竟然采取强制手段，以严刑峻法，对付违抗者。致使吏用苛暴立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搞得天下骚乱，四邻不安，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使“新”莽政权濒临绝境。

　　最后，在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的联合反抗下，王莽在穷途末路中已经无力回天。地皇四年(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进长安，王莽被杀，短命的“新”莽政权亦随之宣告覆灭了。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