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民营经济当前有两个大机遇
    2010-06-22    作者:马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厉以宁认为,民营企业有两大机遇,一是在扩大内需中找自己的方向,二是在自主创新中找自己的方向,这两个机遇能够抓住,民营经济一定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单纯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这就迫使民营企业要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面对台下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们,厉以宁言辞恳切。
  6月19日,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全国工商联宣教部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民营经济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作为主办方,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之为“新36条”,再次重申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态度。
  厉以宁表示,“新36条”出台之后,由各部委主导的相应细则应早日出台,以解决市场准入、融资困局等制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会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厉以宁院长,请他就“新36条”颁布后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如何看待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新36条”应尽快出台细则

  《21世纪》:目前,资产价格泡沫让人担忧,而流进资产市场的资本中有不少是民间资本,为什么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进行资产价格的炒作?
  厉以宁:这有深刻原因。第一,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是有限制的,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某些领域不让民间资本进入,民间资本没有很好的去向,于是纷纷流到资产市场去。第二,即使在民营经济或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由于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待遇是有差别的,所以民营经济感觉没有保证,也不会轻易进入。
  现在政府紧缩信贷,这是政府看到资产价格上升过快而采取的措施。尽管这个措施有一定效果,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流向的问题。
  《21世纪》: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厉以宁:主要措施应该是放开市场准入,把更多的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但是目前体制上和技术上的障碍没有解除。体制障碍主要是公平竞争问题,市场准入问题;技术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上市问题还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新36条”实际上告诉我们,要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最需要发展的产品,最需要扶持的行业中。所以,对于“新36条”的重要性,大家还应该仔细体会一下。
  《21世纪》:其实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一直存在,36条时就有涉及,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新36条”中的相关规定如何落实,你有什么建议?
  厉以宁:对于准入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准入细则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它涉及到各行业的具体问题,希望这个细则能够快点出台。其次,各行业、各种产品存在差异,不要搞一刀切。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果东部地区能够建立一个较高的门槛,那么在中西部地区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门槛建的低一点?这些都需要区别对待。第三,必要的准入条件和门槛是一定要有的,比如进入采矿业或金融业,一定要有相应的技术力量,如果把门槛忽略掉的话,其实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至于金融行业,我觉得是可以大量吸收民营经济进来的,比如说中国迫切需要中小银行,民营经济可以以县域银行、村镇银行为主导来发展。至于一些大银行,民营经济不是不可以办,不过现在是有一些准入条件的,比如对资本金,对金融管理人才数量的要求等等,这要从一个长远的过程来看待。其实《商业银行法》从来没有限制过民间办银行,但为什么一直没有民资进入呢?主要是因为没有具体的细则,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地方上有一些原来基础比较好的银行,在经过资本的充实以后,未尝不可以从小到中、从中到大。

  城镇化是下一个机遇

  《21世纪》:“新36条”出台后,民营企业要取得长远发展需要几个基础的条件?
  厉以宁:首先,政府要出台一系列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的细则要陆续推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快研究制定具体细则。第二,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经济的低碳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所有这些使得民营经济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投资方向;第三,民营经济自身要加强学习,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并且民营经济自身在法人治理结构上要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自己能有更好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国民营经济的下一个机遇是在哪里?
  厉以宁:两个大机遇,一个是在扩大内需中找自己的方向,第二个是在自主创新中找自己的方向,这两个机遇要是抓住了,民营经济一定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要把大企业能做的,个体工商户能做的,以及小企业能做的,区分开来。对于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应该继续朝自主创新领域发展,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够打开更大的市场;但是对于广大的个体户来说,也不要小看他们,因为他们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力量,每一个个体户实际上都是一个创业者。
  《21世纪》:在扩大内需中,城镇化的因素被寄予了厚望,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驱动器,民营经济应该在城镇化过程有怎样的作为?
  厉以宁:没错,我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很明确了,而且中国的经济形势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是处于稳定发展之中,特别是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发展机会。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1000多万人要进城。农民要进城,主要进入到县城,以及县以下的镇中。这样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多少住宅的需求,提供了多少马路,水、暖、电、气这些公用设施的需求,再加上学校、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这些给民营企业可以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

  退出刺激政策须防急转弯

  《21世纪》:近日,有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出现一个上千万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你怎样看待此轮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
  厉以宁:首先,数字我没有特别多的研究,不好评论。的确,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依赖刺激经济的政策,刺激政策总要有退出时间。但是,我认为退出机制需要防止急转弯,急转弯会出问题的。
  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验,急转弯至少产生以下几个问题:当时海南、广西北海出现了大批烂尾楼,造成了大批资产损失;第二,由于三角债的存在,资金链一断裂,相互拖欠的情况就会出现,政府必须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再注资进入,费时且易出现经济纠纷;第三,出现银行不良债务的增加,最后采取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政策,成立了几个资产管理公司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后来出现了更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现象。所以,现在制定政策时,要汲取当时的经验。
  《21世纪》:对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的问题,你怎么看?
  厉以宁: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关注。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这三个环节着手给予改进。 初次分配中需要做三方面的事情:首先最低工资标准要不断提高,因为物价在上涨,最低工资不提高的话,当然劳动收入占比就小了;第二,农产品收购价格要逐步提高,在农村现在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没人愿意种粮食,所以收购价格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要使农民从产业链的延伸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三点是属于初次分配范畴的。
  再分配中,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对于贫困户、灾民的救济,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扶贫的项目数、力度要有所增加;第二,运用税收调节,个人所得税方面,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提高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家庭的负担和家庭的收入来征税。因为一个单身的劳动者,与一个老婆没工作还有一个孩子的,两者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另外,现在是要考虑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的时候了。
  第三次分配中,税后收入中凡是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应该制定免税的措施,鼓励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用于公益事业,这在国外很普遍,但目前国内仍是空白。
  《21世纪》:近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直广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在19日发表谈话中表示,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厉以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有国际压力,也有国内压力。前者是外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来对中国政府施压,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中国的汇率如何确定,不在于外国的压力。而后者,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害处,可能比升值本身还大。我个人认为,因受压力而升值不可取,大步升值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对经济造成振动太大。小步升值,未尝不可。如何操作,就是把有管理的汇率浮动上限和下限各放宽一点,然后让汇率在这个区间自由摆动,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什么时候做,我觉得中央要根据情况来定。
  有些民营企业家很怕这一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民营企业应该认识到,以后单纯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这就迫使民营企业要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兵法上说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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