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发达国家“二次探底”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之际，各种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管制的言论再度抬头。如有学者建议不宜再出台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政策；可以通过减税涨工资提高居民的收入，实现扩大内需的需求。
“增长优先论”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这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破除“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效率增长优先起到了引导社会思潮的革命性影响。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任何改革的思路和观点都必须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结合，一旦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改革的思路也必须有所改变。
对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在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热议的焦点。譬如，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社会进步的基础是公平性的提升；保民生的社会意义愈加凸显；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问题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等等。归根结底，这些讨论都强调了公平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重要性已经开始超越效率。
那么是否还应当坚持一味高增长的模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在极端追求增长效率的模式之下，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出现滑坡。地方政府所追求的GDP政绩已经异化为单纯的“数字式”增长，而实际真正值得关注的国民经济产业科技潜力、居民社会保障与消费能力提升、国富民强与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增长等诸多中长期目标距离尚远。
以时下争议最多、矛盾最为集中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房地产行业本身即为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非应重点发展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行业与其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不如说是地方政府收取出让金、维系土地财政的支柱产业。如果继续以增长率优先，结果已经可以预见。即便房地产市场重现2009年“盛况”的概率不高，但是一轮报复性反弹势在难免。
再来一轮大涨之后，中国楼市即便是“丈母娘需求”、“合全家三代”也是无能为力了。届时，楼市将仅存投资需求，真正的居住需求将会被完全压抑。虽然部分专家也提及了可以通过减税涨工资提高居民的收入，但是鉴于目前提高个税起征点难度重重，广大受雇于私营企业的中低收入阶层提薪难度颇大，实际个人收入的提升将远慢于楼市价格的上涨速度。此外，如果中国楼市再度大涨，将进入类似2007年下半年股市5000—6000点的特殊时期，外围做空中国的压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此时放松楼市调控不仅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性的增长，反而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泡沫化，并加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需要转换思路，转变政府职能，突出公共政策监督管理。打破各个行业的垄断，限制外资过度扩张冲动，提升民间资本的经营活力。同时在社会政策领域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强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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