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其南部邻居可观的贸易盈余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德国与南部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是这些成员国痛苦的根源。在过去十年里，通过保持工资平平，已经令德国的工业很有竞争力。结果，德国的工资限制已经导致了一个对德国固定名义汇率的实际折扣。在损害了南欧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这帮助德国赢得了市场份额。这些成员支持这个观点。实际上，在1994-2009年期间，德国以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实施了真实有效的贬值，幅度大约是20%。这是很可观的。
　　但是，这个观点隐藏了很重要的一点：德国通过外迁工厂降低了其相对的劳动力成本。德国公司加大了在东欧的离岸生产力度，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
　　首先，与澳大利亚相比，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失败后，德国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很缓慢。在1999年，澳大利亚在东欧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近其对外总投资的90%，德国只是4%。
　　1990年代中后期，德国转变了战略，开始在东欧大量投资。在2004-2006年间，德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增加到约30%。这一通过限制价值链的方式已经比工资限制更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在东欧的公司生产率水平是本土公司的3倍，也因为德国母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了近20%。
　　结果，把工厂搬迁到东欧让德国公司具有了全球生产力，帮助他们赢得了世界市场的份额。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和澳大利亚具有较低失业率的原因。
　　德国的熟练工短缺，工厂搬到东欧也令德国本土的熟练工工资降低。德国公司把技术密集型那部分价值链搬走，以去剥削东欧工资较低的熟练工。德国本土对于熟练工的需求就降低了，也减轻了这部分人的工资上涨压力。因此，通过增加德国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和通过降低熟练工的工资，搬迁也就改善了德国的竞争力。
　　德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向东部扩展了很多，这也是常说的欧元区的问题，与美国相比，它缺乏劳动力灵活性和财政集中度。但是，澳大利亚和德国的证据暗示，欧洲已经发明了一个新的机制，即以公司限制价值链。结果，虽然国家边界对于竞争力来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公司边界变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