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一是法律有规定，二是群众有要求，三是政府有积极性，所以，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
这话完全正确，也显示了全国人大对预算公开的积极态度，值得欢迎。不过，公开预算，没有什么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条件永远都是成熟的。换言之，公开预算无须什么条件，它是政府无条件地要做的事情。
高强似乎过分强调了预算公开面临的技术难题，即预算管理的很多基础性工作还不够完善。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公众很关注“三公”支出问题，高强说，从当前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来看，公开这些开支还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财政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全国各级政府的“三公”支出不能由中央政府的财政部编制出来，只能由各级政府自行编制。
这样的说法让人不解。公众希望公开公务员的“三公”开支，各级政府都应当对公众的这一要求作出回应。公众也没有要中央政府的财政部公开全国各级政府的“三公”开支预算，但它能否率先公开中央预算范围内的各部门的“三公”开支？
高强举的第二个技术难题是，部门预算中既包括部门机关本身的支出，还包括所属事业单位的支出。比如，教育部的部门预算既包括教育部机关运行所需的支出，还包括所属100多所大学的收入和支出。既包括财政拨款支出，还包括所属单位自己组织事业性收入安排的支出，政府各部门也不可能将所属单位一年的各项支出都编制出来。
按照常识，这一点不应构成预算公开的障碍。预算公开的含义是，预算内的项目都应公开，不论由谁最终支出。为满足预算公开的要求，教育部完全可以要求获得拨款的大学制定预算。这些大学也必然制定了预算，否则，教育部凭什么拨款？这些大学既然有预算，公众也有权利知道大学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那教育部就应当公开它们的预算。
由此看来，技术理由不能支持政府拒绝或拖延公开预算的做法。话虽如此，在很长时间内，预算确实没有公开，现在即便公开，项目也比较粗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说来并不复杂：第一，民众不够主动。第二，各级人大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预算资金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来说是由政府的行政分支支出的。基于人和机构的本性，这些部门肯定倾向于不公开预算。谁愿意接受监督呢？另一方面，民众作为纳税人，作为公民，肯定希望预算全部公开，以便知道官员是否合理地花费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公共资源最有效地服务于公众。因此，预算公开，首先是民众呼吁、争取的结果。
不过，民众的这一利益在宪法上也有制度保障，那就是人大的预算审查、批准与监督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的权力，头八项都是立法和人事选举权，接下来就是“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这也是地方人大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有权审查和批准预算。换言之，宪法让各级人大担当了替人民管好预算的责任：人大应当审查和批准预算，要求行政机构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把钱用到符合公众利益的地方；人大在完成了预算的审查和批准后，政府自然可以详尽地公开给国民。
应当说，过去若干年来，预算公开情况有所改观，主要就是公民和各级人大推动的结果。比如，民众申请地方财政部门公开政府的部门预算，获得一些部门的积极回应。要进一步推动预算公开，当然也得主要依靠公民的积极行动与各级人大的努力。
在这方面，全国人大可以通过更为细致的立法，要求各级行政部门向人大提交更为详尽的预算报告，包括比较具体的部门预算。人大也可以要求财政部门提早向人大提交预算草案，给人大代表留出充分时间进行审议。各级人大也可以为公众参与预算编制、审议创造条件。这些预算经过审议、批准之后，各级人大即可向公众公开。
总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可以更为积极地充当预算公开的推动者。这也符合中国的宪制。有这样一个更为积极的人大，公民就可以有用力之处。这两者是预算公开的主要条件。有了这两者，行政部门自然会对民众的呼声作出更负责任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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