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正面临着通胀压力，有观点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扩张性政策预期下半年退出。在笔者看来,刺激政策下半年“退出”与否，取决于三大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的程度或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在目前由增长带动就业和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退出”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能量可以通过民间的消费能力或外国的消费能量来加以支撑，否则，贸然的退出不仅不能抑制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反而会使实体经济出现信心丧失而导致的大幅下滑的态势，从而断送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挽救经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目前的问题是应提高“救市”的质量——从简单追求“量”的扩张尽快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资本提供更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为社会大众丢下‘后顾之忧’的包袱提供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机制，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从而释放出巨大市场所潜在的‘有效需求’提供富有智慧和胆略的改革尝试”这样“三位一体”的“质”的追求。
二是取决于欧美国家“退出”的实际进展。跟同步降息救市一样，同步升息的做法对中国来讲也是成本最小的政策转换方式。如果我们率先退出，不仅会因为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和虚拟经济相对繁荣等特征，加剧了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而使我们单一的“退出”行动起不到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而且也会因为这一错误的“信号”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负荷急剧增加。比如，出口自律、市场开放、价格放开的“诉求”会日益频繁，而且远远超过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常运营所能承受的范围。
三是取决于实际通胀率和资产泡沫的恶化程度。这里，我也不排除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通胀问题的严峻性和资产泡沫的恶性膨胀的不利状况凸现。可以预计，届时央行会不得不通过加息等来应对风险。因为那时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实体经济复苏快慢的问题，而是来自通胀、资产泡沫等方面更大的挑战。即使退出所引起的“通缩”风险依然存在（除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以外，民间自发的消费和外需十分疲软），但严重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现象会威胁到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拿出让“金融资本”转变为“实业资本”的智慧，这些内在矛盾完全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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