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从根本上讲是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因此，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资产，通过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来寻求更大利益，对中国意义深远。首要问题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调整对外资产结构，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
　　当前“中美经济不平衡”，被指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与中国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之间的不平衡，而实际上这种失衡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权利与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因此，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资产，通过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来寻求更大利益，对中国意义深远。
　　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2009年共购入美国国债约2000亿美元。截止到今年2月末，中国仍以877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位居美国全球第一大债权国地位。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
　　从结构上看，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称之为“官方债权国”。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看，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0%。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或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再将其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或15%）。这个“斯蒂格利茨怪圈”，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中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
　　而与之相反的却是，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了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凭借“美元本位制”，美国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还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的消失额，累计就达3.58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借贷成本）相比，海外投资（FDI）形成了高利润回报，据统计，在2000年至2006年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率高达20%。
　　当前是该思考中国如何扮演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的时候了。债权和债务关系，本是国家博弈和互动的工具和筹码，所以，中国要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工具，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压的能力。
　　首要问题当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可以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
　　依笔者来看，近期中国应该积极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比如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这也是为了境外主体获得人民币和运用人民币的渠道。再如借助现在QFII通道让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还有积极扩大人民币结算试点项目由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推进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以此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与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密切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潜化阶段，在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性缺失。要尽快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财富效应。
　　此外，要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