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界对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猜测颇多，但从会后的新闻通稿看，会议在攸关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大主题上很显然没有脱离民众的预期。
　　特别是，本次会议在如何扩大内需和增加居民消费等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上，罕见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可操作性的举措。其实，关于如何扩大消费，多年来中央各种会议都不无涉及，尽管成效甚多，但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次经济会议首次将居民消费提升到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和前提的显要地位。而对于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更是将之与民生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有机统一起来，站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的高度，对增加居民消费进行谋篇布局的制度安排：
　　首先，将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与民生有机统一起来，特别将改善民生视为经济结构优化的必要举措，这就从根本上将民生提高到扩大内需的前提和根本的重要地位。
　　其次，拒绝使用过去的“刺激消费”这样的字眼。这是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所谓“刺激消费”者，是将消费不振的原因归咎于居民“不会消费”或“不愿消费”，“刺激”本身就将民众的“不消费”视为非理性，这很显然并没有找到消费不振的真正症结所在。
　　第三，会议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视为提高居民消费的关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可谓找到了居民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
　　第四，突出“居民消费”在“消费”中的地位。消费既有居民消费，还有政府消费。在近十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大趋势下，就消费的内部结构而言，居民消费下降趋势很明显，而呈现政府的消费占GDP支出比重逐渐上升的态势。这说明，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拥有庞大财力的政府的公共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民众的消费。
　　第五，将城镇化视为解决城乡消费失衡的重要之举。曾一度，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近70%，而近年来，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城乡消费的失衡，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失衡。
　　由此，本次会议在提高居民消费的重大问题上，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城镇化入手，从制度层面构建起一个解除消费后顾之忧，解决消费能力不足，扩大有效消费群体，解决城乡消费失衡乃至国、民财富再分配的全面的制度体系，可谓刀刀命中以前消费政策的种种失误和短板。如此浓墨重彩，如此系统勾勒制度体系，破解居民消费难题，的确令人期待。但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居民消费是难题，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构筑的破解消费困局的种种措施，无论是民生、收入分配，还是国、民财富分配再调整，都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可谓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和产能过剩，乃至于消费不振，本质在于资源配置的失衡和财富分配的不公。这导致居民购买力与经济增速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解决结构失衡和居民消费不振的关键在于通过痛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升居民的购买力，痛下决心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实乃中国经济、社会的自救之举。为打破利益格局，对抗利益集团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上的干扰，与此相应的制度建设的作业必须正式提上日程，并且具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性。我们不能说别无选择，但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举棋不定，更无法以任何理由逃避一次攸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制度选择的深思与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