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步入消费率加快回升通道
    2009-03-13    作者:袁东(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上海证券报

  人们可以举出很多导致过去30年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但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工业化、产权改革、分配机制和人口结构变化三个方面。然而,从展望未来,也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将经历消费率逐渐上升、储蓄率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日益广泛并加速的产权改革,将会使越来越多人逐渐扩大财产性收入的份额,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正使全社会大规模养老性消费支出陡增。

  用包括商品性消费、服务性消费等在内的最终消费占GDP比率计算的中国消费率,尽管在过去30年里基本是持续下降的,到目前已不足50%,而且,如果剔除政府消费增长因素,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幅度更大,但从今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消费率很可能是逐渐回升的。这决定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良好发展前景,消费行业特别是其中的服务性消费行业的投资机会增多,投资收益将会稳步上升。
  不管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其收入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来储蓄。储蓄剩余,意味着一国投资及其形成的产能,除了满足国内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满足国外消费需求。当国外消费需求突然大幅下降时,就像这一年多来的情况,产能过剩即刻显露。相对于过剩的产能,本土消费需求的滞后和不足就变得异常突出。如果国外消费需求不能很快恢复,就必然会淘汰相当部分产能,从而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也就难以避免。为了抑制经济增长下滑,提振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核心。这正是眼下中国面临的形势。
  人们可以举出很多导致过去30年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但最主要也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工业化、产权改革、分配机制和人口。
  高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大规模快速增加投资的过程。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除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最主要地还是靠国内投资。这要求一定增长水平的储蓄率。过去30年不断上升的储蓄率和投资,在对外贸易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从两头挤压着国内消费率向下走。为建立市场经济目标所推进的产权改革,在使绝大部分人因失去“国有单位保障”而变得对未来非常谨慎并相对缩小即期消费的同时,也使少数人陆续拥有了财产及其经营的部分或全部产权,这部分人的储蓄与投资倾向不断扩大。但由于产权改革初期阶段的相当不彻底,及其改革过程中的不透明和不公正,社会收入分配加速向少数人集中;加之为了提高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之需,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新增社会收入更多更快向政府集中,这都使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受到削弱。另外,“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也骤然小型化,连同缺失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起,使得“储蓄养老”代替了传统的“养儿防老”,进而助长了储蓄率的提高,也缩减了家庭部门相对其收入的消费开支率。
  然而,从现在展望未来,也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将经历消费率逐渐上升、储蓄率逐步下降的过程。
  虽然距完成工业化目标还有一段路,但有关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的判断,还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有机构成、人均收入水平、资本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动中看得出,也可从中国现实经济世界观察到。而历史昭示,一旦工业化达到或越过中期阶段,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份额趋于稳定,而服务业增长加速,消费市场变得活跃,消费率在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中迎来回升。
  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有企业股权制度,也不管是从人们的意识形态上看,还是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以拥有全部或部分财产权的产权改革推进,已经深入到各种竞争性和市场化领域。日益广泛并加速的产权改革,也会使越来越多人在拥有财产权的同时,逐渐扩大财产性收入的份额。这无疑会使越来越多人的收入更加多元和稳定。这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消费支出水平的不断增长。
  当然,已变得相当突出的扭曲的社会分配机制,阻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对此,全社会已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虽然利益格局的改变,分配机制的调整,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社会持久的稳定,政府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的政策,在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国有经营性股权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一些可能的调整。这些调整,在可预期的将来,在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增长的相对格局中,会产生一些对居民收入的补偿性增长效果。尤其通过政府财政主导的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应该会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展。这些调整和进展,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率,无疑是有帮助的。
  再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高峰时代即将过去,也使得储蓄率不再进一步增加,消费率不再进一步下降。老龄人口相对集中性大规模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致使全社会依靠原有储蓄的大规模养老性消费支出陡增。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增储蓄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原有储蓄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被不断提出来消费。加之,中国城市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必将加速推进,也使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如此一来,焉有消费率不上升的道理?
  可见,即便没有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由储蓄率不断上升转向消费率不断上升,也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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