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年增长率高达10％。伴随持续的高增长，整个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就是，城镇竞争性行业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劳动者与低端白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或缓慢增长后终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已有证据表明，过去两年中这种显著的增长似乎正在演变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以南京为例，几乎所有典型的竞争性行业普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过去两年中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增长幅度普遍高达20％以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大中城市。

四阶段看工资变化

　　中国自1979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过了3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城镇竞争性行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变化大体上可划分为4个阶段：1979－1991，1992－1996，1997－2003，2003至当前。
　　在第一个阶段普通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经历了大幅度的提高，工资从30－50元上升到100－200元，不过，由于该期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增长显著地滞后于实际人均GDP的增长。这属于一种正常的情况，经济从低增长进入高增长，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会慢于GDP的增长。
　　在工资收入增长的同时，农村、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也进行得较为迅速，城市自上世纪80年代逐渐进入并保持充分就业。
　　从1992年到1996年，工资经历了又一轮高增长，从100－200元上升到600－1000元，属于改革开放30年中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充分就业与高增长并存。
　　然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城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与此同时，工资增长进入停滞状态，劳动力转移也处于缓慢增长，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徘徊在50％的水平上，并且经济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经历了持续的通货紧缩，CPI跌至零水平。
　　2002年后，中国经济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种周期性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内在的由改革开放推动的持续高增长趋势的恢复。主要因素是：（1）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2) 1997-2002年期间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带来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取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推动力；（3）重工业增长出现加速，取代轻工业成为推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带来就业的好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入加速阶段，至2006年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到45％以下，同时物价至2005年后出现迅速增长，这一切便解释了工资过去两年的迅速增长。

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增长战略不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上世纪60年代初－90年代初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都是相似的。起点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后持续高增长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推动。
　　从1979年－1996年及2003至当前，发展模式也是相似的。伴随经济的高增长普通劳动者收入迅速增长，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迅速转移以及城镇的充分就业。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5至8年后，即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韩国、台湾地区出现工资增长。
　　另一方面，国内投资率的上升，教育水平的提高，研究与开发部门的发展，也为实现上述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上述发展模式的基本规律在于：（1）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与技术进步；（2）工业是出口与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这构成韩国与台湾工业主导、出口主导增长战略的理论根据；（3）按照动态比较利益法则，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生产与出口结构将必然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4）持续的高增长在市场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带来工资的持续增长。与韩国、台湾比较，中国劳动密集型发展持续的时间更长，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时间也更长。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推行了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投资方面则侧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与历史上韩国、台湾地区推行的工业主导、出口主导的增长战略大为不同。
　　从结果来看，在推行这一战略的期间，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及城镇就业表现均不能令人满意。
　　在出口方面，中国长期推行的出口战略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上述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相结合的后果便是工资抑制与消费抑制，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至1997年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投资率则一路攀升到史无前例50％的高水平。这不仅违反了增长的本来目的——促进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

三种方式应对工资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应当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趋势。第一，它标志着增长开始惠及下层的广大普通劳动者。第二，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一起，工资的提高将有助于加快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
　　对于工资上升，理论上企业可以做出三种反应：（1）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2）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促进产业升级，从低价格、低利润产品转向高价格、高利润产品；（3）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成本的内地及国外。
　　历史上，日本、韩国主要采取上述第一种方式，台湾地区则同时采取三种不同方式。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地域差异大，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尽相同，因此，从实际出发，中国大陆分别采取以上三种不同方式是适宜的。
　　在这方面，深圳的实例颇具启发性。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经济，出口主要属于加工贸易类型，来自香港、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起到了主要作用。
　　然而进入90年代后，面临工资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深圳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其转型类似于历史上台湾地区经济的转型：（1）以IT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工业生产、出口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超过劳动密集型产业；（2）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深圳以外工资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

工资与GDP并行增长是目标

　　对于过去两年中城镇劳动者工资的上升存在一种担忧，即工资成本的上升会加剧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然而，这种担忧是缺乏根据的。第一，工资的增长是建立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第二，工资的增长将促进企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及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因此，今后的合理发展趋势应当是工资增长逐渐超过GDP增长。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进口石油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国内的过度投资。我们可以预期，这是一种暂时过渡性的现象。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运用得当，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起经济增长的显著下降。
　　对于高工资、高物价的出现，我们应当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将它们作为一种积极的动力促进经济由长期依靠高投入与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效率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进入到一个工资与GDP并行增长的良性循环轨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抱着一个乐观的预期。我们期望并相信，在经历了长期GDP导向的增长后，中国能够最终转向大众福利导向的增长轨道。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