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高”有关负责人在梅地亚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伟说：“应该讲，追逃犯罪嫌疑人成本很大，但是对犯罪数额大、社会危害影响严重的，检察机关不惜成本，一定将腐败分子缉捕到案。”（《北京青年报》3月16日）

    腐败分子长期在逃，不但影响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毒化社会风气、降低党的执政权威，还将对贪官们产生极大“鼓舞”效应。根据高检院公布的报告所显示的数据，五年来抓获的在逃人员有4547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境内缉捕到的——据姜伟称，几年来已经从30多个国家缉捕到案70多名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显然，绝大多数的外逃贪官仍在逍遥法外。
    其实，将在逃贪官如数缉拿归案，也并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放眼国外，战后以色列情报机关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捕纳粹战犯，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努力就值得借鉴；从国内看，也常有痛失亲人的普通百姓“千里追凶”的奇迹上演。贪官多是骄奢淫逸之徒，难忍逃亡颠沛之苦，更容易露出种种蛛丝马迹来，只要有关部门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与在逃贪官“肉博血战”，无论贪官逃到天涯海角，总是逃不出恢恢法网的。
    前年2月，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年发布会上说，“一起一般的刑事案件在追逃过程中，人力、物力平均至少要1万元左右”。稍大的刑事案件侦破费用都要在10万元以上，“甚至上百万、数百万”。这是公安部首次向媒体透露追逃需付出的“成本代价”。但是，“成本高”也不应该是放任贪官“胜利大逃亡”的理由。一方面，国家要加大追逃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刑法要对腐败犯罪增设罚金刑，并适当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来消化掉这个“追逃成本”。
    罚金是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刑罚方法，但目前，贪污贿赂犯罪中除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以及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有罚金刑外，其余的都没有设立罚金刑。虽然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的处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没收财产仅是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从刑罚与犯罪的对应关系来看，罚金刑更适于处罚贪污贿赂这类涉及财产的犯罪，可以充分发挥刑罚惩罚性和预防性的双重作用。对“溜之大吉”的腐败分子，实行经济刑罚，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追逃成本”理应由外逃贪官自己“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