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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闻听“专家建议取消利息税”，随后，就此议题马上有人顶有人拍，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的27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取消利息税的提案。吴老先生认为，征收利息税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控制储蓄率增长的目标，扩大内需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抛开利息税究竟该不该取消不谈，围绕此税种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往往有着同样的理由要求取消或维持利息税。譬如说，扩大国内需求、刺激居民消费，再譬如说，缩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在技术细节上争论不休，不如换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一看，为什么利息税这一税制简单、征管简便的小税种，每每被推到税制改革的风口浪尖？
争议的焦点在于利息税有无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由此而引出的更本质的问题则是，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推动分配公平的西方财税政策，为什么经常在中国面临“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这个问题不解决，几乎可以认定，就如开征了利息税并未见得就能刺激消费、推进公平一样，取消利息税也未见得就能刺激消费、推进公平。
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消费不足、供给过剩等问题，并非成熟经济体周期性发生的短期经济非均衡，其真正难以解开的困局在于：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解除旧的福利性契约，如教育、养老、医疗等，由此迫使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增强并最终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为了弥合需求/产出间的失衡，政府被迫以扩大财政收入及支出的方式进行总量上的平衡，但这一机制的脆弱性又使得它往往成为下一轮失衡的基础。
再来看公平问题。当下就利息税问题最为似是而非的论据是，银行储蓄存在“二八定律”——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说，利息税作为资本利得税之一，不该针对大多数个人家庭而征收，那么对于那些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个人而言，难道不正应该通过征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吗？
税收公平体现在四个方面，包括分税公平、定税公平、征税公平、用税公平，而中国民众税收公平感受并非很高的原因，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的财税收入具有刚性而财税支出则约束不足，此方面最具标志性的现象是，伴随财税收入大幅提高，行政管理费用更是25年增长87倍，其与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急剧攀升至2003年的19.03％。
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因于渐进式改革这一颇具智慧的选择，故而对于围绕利息税而发生的争论，不应该仅聚焦在“取消”或者“保留”这两点上，笔者的看法可大致归纳为三条：一、针对当前利息税征管中暴露出的不足，应该加快推行储蓄实名制以及累进税率制；二、利息税所引出的争论，其在公众层面，反映出的仍是针对保障不足、分配失衡等问题而产生的焦灼民意，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三、包括财税制度在内的重大决策，理当欢迎多种形式的意见表达和利益博弈，以尽可能超越小集团认知极限，最终求得和谐和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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