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创出6年来单季新低，但4月份出现复苏信号，工业用电量恢复到正常水平，新增就业人口也从3月份开始增加。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正向积极方向发展，但经济下行风险警号还没有消除，仍需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创新创业，推动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形成并发展。同时，需要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力求市场主体行为顺应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方向，实现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

　　预期管理受各国决策层重视

　　预期管理实践正日益受到各国决策层重视。预期管理就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在理论上分析了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美联储通过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应该看到，预期是微观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重要参数，进而构成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变量，因而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主要发达经济体重视提高政策选择与执行层面的透明度，加强与公众沟通，力图引导社会预期，以减少政策推行阻力，提升政策执行效果。我国也高度重视预期管理。中央领导也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增加与公众互动。

　　预期不稳定将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市场预期不稳定将影响到宏观政策实施效果。稳定预期有助于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可预测性。可预测经济行为政策意义非常重要。一方面可预测经济行为构成政策决策前提，另一方面，可预测行为也是检验政府政策效应的重要工具。进入4月份以后，全国用电量和城镇就业好转，大宗商品价格出现积极迹象。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0.8%，3月为-2.2%，4月用电出现好转。据媒体记者调查，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20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万人左右，但主要是在前两个月发生，3月份就业状况已经发生逆转，城镇新增就业较去年同期增加80万人，全国就业情况总体趋稳。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报告，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与3月份持平。

　　但在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下，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显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下一阶段需要高度警惕当前市场预期分化可能加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应该看到，受“三期迭加”因素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有所分化，主要表现在社会投资与消费倾向有所回落。3月末，反映社会交易意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仅同比增长2.9%。政策刺激边际效应下降，这固然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约束原因，但市场主体预期不稳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前景预期不稳定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市场主体选择性忽视政策刺激措施，背离政策目标行事，并与宏观经济下行轨迹形成共振效应，明显增加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难度与成本。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当前“经济冷股市热”是对深化改革红利释放的强烈预期，反映出市场主体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强大信心。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经济韧性高，回旋余地较大，应对宏观经济下行的政策工具选择空间依然很大。从全球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将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一季度出台包括稳定住房消费政策在内的政策措施，其效应将在二季度逐步释放。而经济增速回落并没有带动失业问题同速恶化，显示出经济转型积极成效。服务业比重由2013年的46.9%上升至今年一季度的51.6%。一季度单位GDP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6%，我国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增长38.4%，新能源汽车增长50%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坚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共同信心。

　　提高政策执行力是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的关键。政策实施效应离不开政策执行力。每一个层级如果都能正确理解政策实施目的，准确把握政策实施力度，那么就能实现政策传导效应最大化。而若是政策执行遭遇肠梗阻，那么就很难期望政策实现预期效果。政策执行不仅仅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也是市场经济各主体的责任。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至关重要。市场主体因其自身局限，在政策理解上难免存在偏差。如果这种偏差过大，就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决策，导致经济选择与政策意图背道而驰。

　　综合来看，经济发展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福祉。为缓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政府相机抉择出台刺激政策措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市场主体发展经济之责任。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预期管理，着力引导市场主体顺应政策预期方向行事，稳定社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