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这是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会议上一些委员们对城镇化不良现象提出的批评。

　　一些地方将发展片面理解为转户口，卖土地。为了达到城镇化目标，有人强征良田，盲目赶农民上楼，不仅破坏了农村风光，还导致农民社会保障权利阙如。农民在城镇缺乏谋生的技能与精神归属感，回农村又没有土地。他们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显然不符合城镇化的本意。

　　曾有报道说，一场被戏称为农民“被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这些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这场运动的动力来自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比如，在农民“上楼运动”中，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廊坊市董家务村,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就连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面也被毁坏。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农民意见很大。由于不方便生产与生活，有的村民宁可住猪圈也不愿意“上楼”。某些地方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客观实际，大规模撤销自然村，生拉硬拽农民上楼。

　　虽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农民阳台养鸭子、客厅喂牛，已经对“被城镇化”投了反对票。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躺在牺牲农民利益的“数字城镇化”政绩沙发上沾沾自喜。

　　农民“被城镇化”这样一个劳民伤财的运动能在一些地区顺利实施，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在面子工程大链条中，村民听村干部的，村干部听乡干部的，乡干部听县领导的，县领导听市领导的……而处在面子工程链条最末端，受害最深的村民心声根本没有人听。

　　打造形象工程并非某一地区独有的风景。大拆大建的错误发展观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虽然消耗大量资源、资金的面子工程，给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给农民带来损失。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失灵，导致法不责众。除了事后叫停以外，官员违规成本低廉，而面子工程的后遗症严重。

　　对此，不仅政协委员要发声，更要创新政绩评价体系，给新农村建设树立界桩，给好大喜功者戴上法律紧箍咒，刹住单纯追求“数字城镇化”，不顾进城农民福祉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