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方案听证会上，29名代表仅1人反对出租车调价，这个人就是蓝田县前卫中学的政治老师白兵洋。他认为司机收入低应该从降低份子钱开始，而不是通过一味提高打车价钱来增加司机收入。

　　调价还是反对调价，这是一道选择题。价格上调并不意味着服务更好。司机的确辛苦，但这种辛苦并不是将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充分理由。而且，价格到底高不高，以不同标准看，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当选择项比较少时，选择就容易出现困难。即便反对调价，反对者对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现状还是比较担忧;即便赞同调价，也对赞同调价之后服务能否改进，出租车司机待遇能否提升保持怀疑。

　　所以，当选项被限制到消费者牺牲，还是出租车司机牺牲时，矛盾就必然存在和激化。任何一个选项，都可能引起另一个群体的抗议和反感。此时，相关群体的利益已经被放在了利益天平上：调价，出租车司机暂时满意，公众牢骚满腹;不调价，公众暂时满意，但出租车司机有些不堪重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现象。调价还是不调价，成为了无法共赢的博弈。毕竟，选项涉及的群体都没有退步和妥协的条件，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结果。

　　其实，现实的选项不仅仅这两个，除了调价和不调价之外，还有其他被隐藏的选项：开放出租车号段，引入更多出租车;增加出租车司机保障，直接给予司机更多补贴;降低出租车份子钱，让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都可以获利。尤其是后者，这其实就是一直存在的核心议题：本来，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并不少，但其中的大头却交给了公司，出租车公司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当然，他们无法抱怨公司，因为公司比他们强势，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调高出租车价格。在消费者面前，他们至少还有话语权。

　　虽然，出租车公司承担着一定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是否必须由公司承担，这种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在国外，类似的出租车公司为何不存在?人家的出租车市场也没有乱，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也没有下滑。是严格的出租车进入审核，与规范的行业协会自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了自我管理。既然国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或许，不愿做到才是最根本原因。因为，不愿就意味着凭空多出一个出租车公司，而它们只要掌握资源，就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把钱舒服地赚了。

　　由于话语权不同，在论及出租车问题时，解决问题的选项被减少至两个：调价还是不调价。无论调不调价，出租车公司都处于旱涝保收状态。甚至，它们还可以把调价之后的红利，通过涨价的方式揣进自己腰包。所以，出租车公司并不在意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摩擦，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触及出租车垄断，摩擦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怜的是，都是弱势的乘客和出租车司机被无辜地放在了博弈的天平上，原本已经无助的他们，还要通过侵害另一方才能获得暂时的安稳。这就是现代版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租车公司通过问题的隐藏和选项的设置，隐身于弱者的拼杀中。

　　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公共议题时，能有开放的视野，能有平等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开放的视野，就可能陷入既得利益者设定好的选项中无法自拔，发现无论怎样决定都是错。而如果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就可能在别人的描述和表达中晕头转向，分不清事情的重点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只有头脑清楚、表达自由，我们才能看到简单选项背后隐藏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