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养老制度改革的成本谁来买单，如何公平分担，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毕竟，改革的成本不能总是落在一部分人群的头上。

　　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保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苏晓云委员建议尽快推迟企业员工退休年龄，以解决企业员工退休金缺口问题，男性提高到65岁，女性提高到60岁。他说，“从身体状况和平均寿命来看，60多岁、70岁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身体还很好。”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某门户网站上，50万以上的网友评论，反映了公众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强烈关注和巨大争议。实事求是地讲，对一个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会持续加深的国度而言，延迟退休可能是最终不得不面临的选择。国务院副总理马凯23日在报告中也表示，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改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问题在于，谁来承担延迟退休的改革成本？

　　延迟退休年龄不是孤立的改革，它只是整个养老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养老制度改革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也意味着改革成本的分配和调整。在那些对延迟退休年龄存在不同看法的人们看来，这样的举措不管是从利益还是从改革成本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看，都有失公平。而他们正是承担了更多利益损失和更大改革成本的那一部分人群。

　　在现有双轨制的养老制度下，机关事业单位被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群体。比如，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金却能享受到80%甚至90%的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约为在职工资的八九成，企业职工一直缴纳养老金，养老金平均却只有在职时总收入的约4成。而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又被认为是部分机关事业人群更乐意而企业职工人群更排斥的选择，这种前后对比加剧了后者的利益剥夺感和相对不公平。

　　承担延迟退休最大改革成本的，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即曾经长时期被排斥在社保和养老体系之外的人群，包括当年的下岗工和农民工。他们在上一轮，已经为改革作出了牺牲；他们在劳动力最为充裕的人口红利时代，做辛苦的工作，拿低廉的工资。如今好不容易熬到头，却有可能面临延迟退休，扁担打滑两头空。

　　对年轻人来说，退休的问题可能还很遥远。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上述人群（从企业职工到下岗工和农民工）的下一代。延迟退休年龄，不仅是他们未来的损失，还是他们现在和以后的负担。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抚养比逐步提高的年代，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力。他们的中产阶层梦想本来就已经很脆弱，延迟退休可谓雪上加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反对延迟退休的声音最大。

　　显然，养老制度改革的成本谁来买单，如何公平分担，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毕竟，改革的成本不能总是落在一部分人群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