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实施初期虽然没有预想火爆，但既然沪港两市打通了双向流通管道，其对两市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又长远的，即使目前沪港通成交量还没有上来，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只要发展规范，在适当的市场气氛下交易总会活跃起来。当下关键问题是，要防止跨境监管制度漏洞引发市场风险，夯实两市双向开放的制度基石。

　　沪港通目前的监管制度，首先明确了监管规则适用的“主场原则”，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沪港通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第三条上，比如，按此规定，上市公司在哪里上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就按照上市所在地原则进行监管。

　　其次《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试点办法》等明确了交易所对沪港通的自律监管，主要是依靠提请对方交易所对其市场主体采取监管措施来实现，比如沪股通中情节严重的违规行为，上交所可以进行调查、提请联交所对参与者采取适当的调查措施，然后还可提请联交所对其参与者实施相关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若港股通交易中出现情节严重的市场失当行为，依同样的原则处理。

　　其三在跨境执法方面，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署《沪港通项目下加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以打击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备忘录》明确了“线索与调查信息通报、协助调查、联合调查、双方互为送达有关文书、协助执行”等多项机制，比如，《备忘录》规定双方对另一方提出的协助调查请求，应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协助，协助提供的资料包括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等;遇涉重大紧急案件或处于双方管辖区，双方可启动联合调查程序。另外，目前内地与香港有关法律文书跨境传递的司法协助较为局限甚至空白，《备忘录》规定中国证监会可为香港证监会送达一些需要传递给境内主体的一些法律文书，反之亦然，这填补了一些制度空白。

　　不过，沪港通跨境监管制度还远没有到十全十美地步，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予以论证和研究解决。

　　一是协助调查提供证据材料的有效性问题。沪港两市法律制度规则有很大不同，甚至监管层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定义、认定办法、认定标准都不大一致，这样，一方请求另外一方协助调查，或者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时，调查人员着眼搜集的证据材料就可能大不相同，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就可能引发如下问题：一方收集的协助调查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另外一方的监管或行政处罚依据?如果证据不可靠发生错案怎么办?

　　二是跨境执法如何协助执行缺乏可操作性制度。如果在香港市场的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股票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对其做出处罚决定后，由于违法主体和涉案资金都在香港，中国证监会并不能跨境执行，对处罚决定的执行主要依赖于香港证监会的协助，也即跨境执法有赖于对方监管部门的协助执行。但目前跨境执法协助执行方面的制度还属于粗线条、不够细致、不具操作性，比如《备忘录》只是规定“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将在协助执行对方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方面拓展合作空间，并共同研究推动两地自律监管措施的执行互认问题”，这些规定还只是方向性、原则性规定，有的还只是处于研究阶段，包括沪港两家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相互承认”都还可能有点障碍，两地在执法协助执行缺乏制度遵循，没有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

　　为此，首先必须要从理论上搞清楚，对方监管部门对本方市场主体作出的监管措施、处罚决定，本方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全盘认可，是否需要有所鉴别再予以认可，假若发生法律风险怎么办。这些搞明白之后，再出台跨境执法协助执行的具体制度举措。

　　三是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证监会表示，投资者投资于谁的市场，由谁进行保护;投资者还可依法涉外民事诉讼，当参与港股通业务的投资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时，可通过两地司法协助机制予以执行。不过这其中也有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法官审理选择适用内地的法律还是香港地区的法律?虽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现实情况极其复杂，面临法律选择难题;另外，目前内地与香港尚无司法协助的相关协定，民事跨境执法只能依靠个案处理，人民法院宣判后，如何执行也需要刚性制度保驾护航，不能总是以个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