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来，好几家美国大公司宣布了与外国公司的并购交易，并表示将公司总部迁至企业所得税率更低的国家，掀起一波“移居海外”避税浪潮。
　　美国企业采用的上述避税策略在法律上被称为“反转”操作，即通过并购交易改变其注册国籍，变为另一家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利用角色反转，适用外国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例如，美国制药企业雅培生命公司日前宣布收购英国希雷制药公司后，计划将公司总部迁至英国，从法律上变成一家英国公司，其企业所得税率将从目前的22%降至13%。据美国媒体预测，今年约有20多家美国公司考虑利用“反转”操作将总部迁往海外以降低税负。
　　“反转”交易盛行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担忧。奥巴马批评这些美国公司是“企业逃兵”，逃避了“公民义务”，警告这会削弱美国政府的财税基础和增加财政赤字。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遏制此类“反转”交易的方案，并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立法堵塞这一税收漏洞。但这并未触及美国企业海外避税的根本原因和美国千疮百孔的税收体制。
　　当前，美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存在两处“硬伤”。一是企业所得税率太高，同时税收减免项目太多。目前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最高达35%，加上地方政府征收的平均4.1%的企业所得税，美国企业需负担的法定最高企业所得税率合计达39.1%，为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高。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率为25%。
　　但由于美国存在太多的税收抵扣和税收减免项目，在熟知税法漏洞的律师帮助下，大部分美国企业实际上并不用支付高达35%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率，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比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还低。
　　二是美国法律要求对美国企业的境内外收益全部征税，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对本国企业的境内收益征税，相比之下增加了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但在实际的征税操作中，只有美国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时，美国政府才对相关利润征税，因此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选择将海外利润留在外国子公司。
　　上述两大“硬伤”不仅造成美国征税效率低下，企业所得税流失，也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美国迫切需要进行广泛的税制改革，简化税制、堵塞漏洞、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和扩大税基。美国上一次大规模税改是在1986年，奥巴马要想再次促成这一改革还需弥合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跨越国内的政治关。目前民主党希望将企业所得税改革与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挂钩，共和党则希望将企业所得税改革与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绑定到一起。
　　眼下美国国会已进入夏季休会期，等国会议员9月回到华盛顿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头等大事将是11月国会中期选举。税制改革相当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不大可能提上今年的国会立法日程，明年的立法前景如何还要看中期选举之后国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在美国税改前景明朗之前，恐怕我们还会看到不少美国企业移居海外避税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