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对内对外开放，特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可以使得商业银行今后的竞争是差异化的，大家能够发现最适合自己特点的经营模式，使得银行将来有所互补。
　　●我国是较大的经济体，有很多产业可以让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可以通过这个投资来防止金融的结构性危机。
　　●企业上市排大队和上市溢价情况说明股市融资供求严重失衡。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各项改革都在稳步向前推进，作为其中的重点改革领域，金融改革备受期待。当前，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有力推进改革，同时又牢牢守住风险底线至关重要。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动中就金融改革的路径、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之道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既要便利企业又要管住风险

　　易纲表示，金融改革的三方面内容，即金融对内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他同时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应谨慎，要有顺序。
　　易纲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金融改革内容涉及三方面，一个是金融对内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包括民间资本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及证券、保险等领域对内对外开放等内容。
　　易纲说：“我们希望对内对外开放，特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可以使得商业银行今后的竞争是差异化的，大家能够发现最适合自己特点的经营模式，使得银行将来有所互补。”
　　第二方面，主要是金融市场开放，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进一步增加弹性、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年都是有声有色地在推进，而且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第三方面，主要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建设，并且要加强监管。“这里面也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得商业银行可以有市场化的退出机制等等。”
　　易纲认为，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对内对外开放，引入竞争，可以有新的制度；市场开放，特别是利率、汇率市场的开放，使得金融最重要的价格得以市场化，推进资本可兑换也与对内对外开放相连。
　　“改革开放离不开稳定，金融基础设施也好，存款保险也好，落实巴塞尔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所有监管措施也好，都是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的金融环境，从而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易纲强调。
　　对于当前比较关注的开放资本项，易纲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谨慎而行，要有一个顺序。
　　他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为例。泰铢当时官方的汇率是25泰铢等于一美元，泰国当局当时大量放开资本账户，使得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泰国当时又想守住25泰铢兑换一美元的汇率，就造成了危机，最后在投机者的冲击下，泰国央行守不住了，就只好放弃，放弃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这个教训说明，如果还要坚持固定汇率，要放开资本账户，资本可兑换是很危险的。
　　“在推进汇率改革时，利率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可以同时推进，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一个政策的搭配。不久前，央行把汇率浮动幅度加倍了，从1%加到2%。虽然现在汇率的浮动幅度比以前大很多，但是，观察人民币对美元、各种货币的波动性，也会发现，波动性是非常小的，大概在2%到3%”。
　　“所以，我觉得，适当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他说。
　　易纲表示，1996年央行就承诺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其中包括贸易、服务贸易、旅游等，但整体不可兑换，“所以我们只能管住资本项目。”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复杂程度和量级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每年有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量进出，还不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等。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可兑换。“以前一个人一年可以换5万美元，超过5万美元要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证明。现在，在服务贸易情况下，5万美元以下可以放行，但是企业要把单证留下来，以备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国居民兑换的方便程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这些企业兑换都要经过批准，就可能产生腐败和寻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在最大限度地便利企业和个人的过程中，要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和跨境资金的监测，即使得人们感觉不到监管，又能够管住和防范风险，从而达到既方便又能够防范风险的目的。”易纲说。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
	经济稳定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违约

　　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国企业和中央政府的经营状况是良好的，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他建议在经济稳定前提下可以让一些地方政府违约，以便进一步进行债务重组，债务违约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李稻葵认为，在这一轮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保就业，而是减缓债务风险。
　　“中国经济现在产生就业的能力比之前已大大提高，2013年7.7%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1300万就业，具体表现在蓝领工人短缺。同时，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远超其他行业。保增长主要是不希望金融领域的一些问题被增长速度放缓而被放大，形成自我循环，直至造成金融危机。”他说。
　　李稻葵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财政状况，“因为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通过出卖土地获得财政收入，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出卖的数量和水平就会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直接或者间接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将带来地方政府的流动性风险，违约事件可能爆发，从而带来更大危机。”
　　不过，李稻葵坚信，中国经济完全可以保证合理较快发展。“因为中国的国有储蓄率已经超过50%。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一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投资都不是来自正式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而是由企业的利润融资。这种不由正式的金融机构融资被称为DNI，即国内非中介融资。
　　李稻葵建议，政策的关注点应该让私营部门投资更加自由化。“这样私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利润来投资到其他领域，以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这样杠杆既不会增加，GDP却可以保持健康增长。因为我国是较大的经济体，有很多产业可以让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可以通过这个投资来防止金融的结构性危机，应该通过DNI来直接投资。”
　　如果经济可以保持稳定增长，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开始制定一个步骤来处理一批地方政府违约问题。
　　李稻葵说，违约并不是健康的办法，而且也不可持续，但中国需要违约，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应对金融领域问题的方法。而对于违约的重新调整结构是个非常重要的做法。
　　很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都想规避这个做法，因为他们不想揭露他们过去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提议中国政府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该减少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压力，允许合理的违约。只要我国GDP增速不是太慢，那么地方政府违约并不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
	可采取非常规办法扩大股权融资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里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金融领域杠杆率偏高，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有人担心可能会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出现新问题。对此，宋国青表示，要想在高储蓄率、高杠杆率环境下推进金融改革，可借用“带电操作”的概念，不搞停电改革，而且还要“带电抢修”，途径之一是要扩大股权融资。
　　宋国青说，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着一个数量上的急迫性难题，即存在不断上升且仍看不出明显下降趋势的高储蓄率。
　　据机构统计，2013年，我国净储蓄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14000元人民币，相当于2300美元，如果今年比较正常的增长，差不多将近22万亿人民币。而同期，美国的国民净储蓄一共是3700亿美元，人均1200美元。“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55%，但是人均国民净储蓄是美国的近两倍。”
　　另一方面，近年来企业利润增长率放慢显著，目前已经低于经济增长率；以往企业用利润补充资本金，现在资本金的来源在下降。“所以，杠杆率是眼看着没有办法往下走。”宋国青称。
　　“这样的情况，金融体制改革怎么搞？”宋国青建议，可以采取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办法，“因为我们有20万亿的储蓄，2013年按照社会融资规模口径统计的股市融资只有2000亿元，2000亿元的股票融资总额仅占国民储蓄的1%左右。即使按照股票市值算，也只占10%左右。”
　　“如果股市融资一年能有2万亿，负债率会有很大改观。企业上市排大队和上市溢价情况说明股市融资供求严重失衡，市场对于扩容的担心导致对于新股发行的控制。”
　　宋国青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非常规办法，类似曾经的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机制。
　　“可以采取‘交买路钱’的特殊办法把门打开。股市再不扩大，萎缩下去，在一定程度是要命的。”
　　宋国青进一步表示，股票市场要把企业的内在价值突出出来，不要盲目炒作。“现在大家抢着上市，首发价和第二天市场发行价存在巨大差价，说明这里面的供求是有严重问题的。”
　　他建议，企业，股民，政府，应该坐下来谈判。找到一些分配机制，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找到一些合理的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