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大不同。不过，中国经济从超高速增长逐渐过渡到低于8%的高速增长，当是全球范围内一种自然回归的必然结果，这应该已是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凡经济增长率在5%以上的，都可称得上高速增长，尤其是那些主要和重要的经济体，如经济增长能稳定在3%以上，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因此，对依靠超高积蓄率、超高投资率和各种出口措施促成的超高速增长，不能视为常态，要正视和顺应经济回归正常增长和发展的大趋势。

　　事实上，从在当下一些经济指标中，已可看出我国在告别过去非常态的增长。比如2012年后被广为重视的三大指标之一的铁路货运量指标。据《财新网》报道，一位中国铁路总公司人士4月11日透露，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571亿吨，同比减少3.71%;货物发送量完成9.567亿吨，同比下降3.56%。其中，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7.73亿吨，同比下降4.45%。中铁总公司人士称，无论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还是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抑或全国18个铁路局货运发送量，以上不同口径的货运发送量数据均为十年来的谷底。铁路货运与季节密切相关，按以往经验，一季度数据一般是全年的最低值，其后会依次攀升，三、四季度可达到峰值。但今年一季度货运同比下滑趋势过于陡峭，超出往年季节性因素影响的范围，可见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对此，应当看到这种增速回落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毕竟，依靠畸高投资率和各种促进出口措施导致的超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对此也有另类的解读。如近日美国美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说，中国政府仅在今年就已为反贪腐行动付出1000亿美元的经济代价。美林银行引用政府存款、事业单位存款、GDP增速与财政收入等4个面向交叉分析，认为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存款和事业单位存款不寻常的高增长，到今年2月止，分别年增28.3%和23.6%。美林银行的解释是，因为贪腐的官员担心成为打击目标，害怕被当成腐败对象，所以这些人干脆把公共资金存进了银行，把贪污款项存入银行，而甚至连那些诚实的不贪腐的官员也不敢开始新的项目。美林据此断定，反腐与扫黄已让中国的官员现在不敢有作为，各项建设计划无法依照预算执行，因而才导致大量财政结余，此举无疑与减少财政支出无异;事业单位也不敢确实执行预算，造成大量结余款;换言之，财政结余多相对等于说预算执行不力，各项经建计划可能受阻。

　　美林银行据此还估计，禁止公款消费和减少行政支出的命令使得中国国内消费急剧下降，反贪腐至少导致今年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有1350亿美元。美林银行为此建议，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这种财政紧缩，特别是把闲置财政资金花费在社会福利项目上，比如保障性住房、医疗补助、城市基础建设。

　　美林银行的部分分析在某些方面有一定道理。去年3月，就有过报道，说三公禁令致高档消费遇冷，沪深股市主打高档餐饮的某上市公司顾客一夜之间消失。而最新数据显示，该高档餐饮公司2013年巨亏约5.7亿，净利润比上年度下降788.86%，而2012年该公司盈利1.09亿。此数据折射一个现象，即反腐对于畸形的、奢华的高消费，确有一定程度的遏止作用。

　　但是美林银行的结论不无偏颇。因为，虽然他们也认为从长期来看，反腐运动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这当然是正确的看法，但其为中国经济短期所开的药方却是错误的。因为把闲置的财政资金花费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实际上还是一个财政支出的方向问题，根本不能解决当前财政税收和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

　　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有几年财政收入增速甚至达到GDP增速的两倍左右。这说明社会每年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财政收入，而普通人群在社会总财富占有的比例就越来越少，致使基尼系数会变得越来越畸形。而事情明摆着，只有当社会普通人群占有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时，掌控关键资源的腐败行为的空间才会缩小。更重要的是，只有普通人群占有的财富比例提升，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才会提升，这将从根本上推动经济较快增长，而贪腐往往热衷于畸形的超级奢华消费，以及利益输送并转移至海外等等，在长期内必然导致经济减速。

　　所以，反腐有助于中国经济长远的健康的增长。至于短期经济波动，大可通过提高普通人群的收入和财富比例的办法来解决。提高普通人群和收入和财富比例，实质上就是结构化改革，是调结构的核心和本质所在，其抓手或突破口，便是全力推行财税结构的改革：降低企业各主要税种的税率，降低消费类税收的税率，降低物流类的各类税费，还要尽量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提高免征额等等。如果能推行以减税为根本目的的调结构改革，则既会大大缩小贪腐的空间，稳增长效果更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