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有不少新意，比如对保定的定位是：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

　　由于近年来北京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人口规模超出规划，民间和媒体对北京发展环境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声音显然也到达决策层。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过重要批示，2014年2月，总书记调研北京时还用“太胖”来比喻北京的臃肿。显然，以解决北京发展环境问题为核心，推进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是进入决策层考虑的。

　　关于保定如何定位，背后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北京如何瘦身，如何摆脱目前的大城市病;二是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如何分流北京经济功能，并从中获益。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统一到一个问题，就是京津冀的一体化。北京的中心功能过于繁多，中心城区集中了太多资源，而往郊区的资源分流较少，导致郊区出现很多“卧城”。比如北京郊区以及环北京的河北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高质量企业也较为缺乏。因此，通过北京的瘦身运动，应弱化一些不必要的经济功能，将一些产业和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物流企业和低端服务业转移到河北等邻近城市。此外，也可以将一些国企总部、高校和医院等人口密集的机构迁移出去。

　　北京瘦身，周边吃饱，这样的蓝图听起来很合理，也很美好，但用什么样的力量去达成这样蓝图，恐怕才是真正棘手的地方。京津冀一体化框架若落实到具体个案，必然遭遇诸多困难。举例说，我们如何去判断哪些是相对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企业?一家企业选择在北京有它的成本考量，用行政之手去转移企业是否恰当?现实中，又的确有一批从北京搬迁到周边地区的企业发展远不如前。此外，试图通过政治功能的迁移促进目的地发展，在世界上也鲜见成功案例。巴西之前就把首都从里约热内卢搬迁到巴西利亚，目的是促进巴西中部地区发展，然而首都搬迁后，大量官员、商人还是以里约为中心，工作日集体往巴西利亚跑，弄成了“双城记”，美好的初衷并未起效。

　　北京之所以人口膨胀，各色人等竞相扎堆，根本原因在于北京为他们提供了相对领先的公共服务品。换句话说，北京成为资源的洼地，只要这种洼地的基本形态不改变，要素就会像水一样往洼地中心流。笔者认为，实施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应谨慎使用行政手段，建议更多用市场手段去规划和引导。对于政府来说，在尊重市场选择的前提下应更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他们能在河北获得较为满意的公共服务品，总成本能够控制得更低，他们为什么不过来呢?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恐怕逼着去也难行，否则怎么解释有些企业甘愿付出巨大搬迁成本也要搬到北京?

　　无论是京津冀一体化，还是其他地方的一体化，政府均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去规划和引导，并用优秀的公共服务品建设来搭好台，从而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唱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