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申办民营银行不只是免费午餐
——访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
2014-03-21   作者:记者 梁慧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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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银监会终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正式对外披露首批5家民营银行落定在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开展试点的消息。这一消息被认为标志着民营银行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并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但在民营银行申办潮起之时,却有诸多问题待细究,比如各地“一哄而上”的申请是否有失审慎?民营银行的扩围又是否只能依赖新发起设立?针对诸多问题,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日前接受了上证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生不逢时”抵不过“免费午餐”

  上海证券报现在放行民营银行,初衷更多是给民营资本找一个投资出口,还是因为现在银行的金融服务覆盖不够全面?

  于学军: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几年银行盈利能力特别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管制和垄断嫌疑;第二是在某些方面金融服务的确存在不足,认为民营银行进入可以增强竞争活力。当然,银行赚钱对民营资本也构成很大吸引力,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海证券报但也有人说民营银行现在有点生不逢时,因为利率市场化结束了银行“躺着挣钱”的时代。

  于学军:肯定存在这个问题,银行以后会越来越难做。实际上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吸引力最大的是在前几年,那时都觉得银行是“香饽饽”,民营资本呼声很高,要求创办银行,大谈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等。但现在民营银行真要推出来的时候,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银行业也许正面临一个高风险时期。再加上新办民营银行,看起来还存在种种业务限制、风险自担等说法,所以原先积极申办银行的一些民营企业现在又开始出现犹豫,积极性有所下降。这跟前几年相比确有明显不同。

  上海证券报可是自从政策信号放松之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打算申办民营银行,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去申请?

  于学军: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和不少民营企业都有积极性。尤其是对银行牌照有积极性,因为长期禁入,使我国银行牌照成为稀缺资源。

  民营企业创办银行,办多大或什么样的银行,本身回旋余地很大,但首先千方百计申请个牌照却肯定是件好事。要来这个牌照,十亿可以做,几十亿也可以做,怎么做是企业自己的事。所以实际上“要牌照”和“真正做”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中间有较大距离。我感到很多申请企业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准备。

  主要还是申办银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发牌照要付出相当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营企业就不一定去申请了。现在申办既无成本,更无风险可言,还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何乐而不为?

  不能一哄而上 要循序渐进

  上海证券报这里面是否存在许多不理性的地方,也是银监会对设立民营银行一直比较谨慎的重要原因?

  于学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存在管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哄而起。如果没有限制,完全放开,全国可能一下就能办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银行,显然风险很大。另外,办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跟不上,也会出问题。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就需要配备相应的监管资源。如果监管资源不匹配,那也需要慎之又慎。所以申办民营银行,我认为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开也难,应该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比如在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大多数市场经济体中,申办银行的确没有行政障碍,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企业就可以自行申请,照章审核即可。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企业去申办,为什么?我问过台湾金融界的那些董事长、行长等,他们说现在台湾没有多少人对创办银行感兴趣,因为投资创办一家新银行比干点别的投资还困难,收益率也不高。

  上海证券报这是因为美国、我国台湾这些市场银行业利润率已经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

  于学军:一是利润率达到了社会均衡水平,二是银行本身准入门槛就比其他企业高,三是有严格的监管。这使一个从未办过银行的企业去创办银行成了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从市场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银行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之后,其利润率水平并不比其他行业更高,并且竞争的同质化以及风险管理的高难度,使其经营管理更为不易。真要到了彻底开放的时候,又真正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建立起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那么银行也会变成一个竞争充分的、不易赚钱的行业。

  在美国、我国台湾这些成熟的市场,白手起家办银行、尤其是能赚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办银行小投入不行,因为资本充足率有严格要求,搞不了多少营业网点,自然难以形成网络,这样就提供不了广泛的金融服务。不能提供广泛的、网络化的金融服务,在现代社会怎么招徕广大客户?进而又如何赚钱呢?办银行需要大投入,有一个集约化、网络化的问题。另外其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团队组建也很不容易。一家成熟的银行往往经过长期的发展,是由时间逐渐磨炼出来的。所以一般的企业不敢贸然去办银行。市场到了一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

  新设民营银行民资有主导权

  上海证券报有个问题,之前在全国两会期间听某省代表团讨论时,一个民营企业家就在抱怨入股了当地城商行,却没有话语权,还是政府(国资)说了算,对此您怎么看?

  于学军:中国实际上很多方面都存在行政干预现象,并且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城商行、农商行,从股权结构上看,可能都是民营企业占主导,股份甚至超过50%,但地方政府照样任命董事长、行长等,于是常听到各种质疑之声。从法律角度严格来讲,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但过去我们体制就是如此,董事长、行长等原来由当地政府任命,现在这种体制仍有一定的惯性作用,所以组织部门照样管干部任命。

  从种种现象来看,社会的进步,所谓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等,并不是一天两天即可完成,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也期待我们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上海证券报现在不是有不少银行行长已从社会公开招聘的吗?比如浦发银行。

  于学军:同样是招聘,实际上西方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真正市场化的,由企业(银行)自主决定;而我们的招聘实际上仍多由组织部门主导。这两种招聘从程序等表面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实质上却千差万别。企业(银行)自主招聘是由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真正为了满足企业(银行)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需要,由市场标准做出判断和决定;而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招聘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选人用人的标准判别等,相差甚远。

  上海证券报新设的民营银行会跟现在的民营企业参股的银行不一样吗?

  于学军:现在讲的这个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上海证券报除了新设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提议鼓励民营资本控股城商行,让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从城商行全面退出,彻底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行政干预,将城商行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您怎么看这一建议?

  于学军:实际上从法律上并无障碍,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也不止一个。比如深圳原来的城商行就转让给平安集团,改变为平安银行。深圳商业银行原来就由政府管着,平安入股后,其管理权、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后来还收购了深圳的另一家银行,即深发展。深发展原来也是由深圳市政府控制、管理,平安集团收购之后就将原来的平安银行与深发展合二为一,组合成为现在的平安银行,控制权属于平安集团,确实跟深圳市政府关系不大。深圳另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则由招商局集团控股,深圳市政府也从未管过。

  从法律上说,民营企业控股城商行本身没有障碍,完全可以做得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这么做。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深圳愿意这么做?

  于学军:简单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的观念问题。深圳认为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主体,相当于企业一样。企业与市场的事,应当由企业和市场去管,抓到政府手里很难管得好。并且,银行抓在政府手里,事实上政府风险很大,甚至要承担无限风险。过去我长期在深圳工作,这些情况和改制过程,我都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主要想法。

  政府控制仍被认为更安全

  上海证券报但这个理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深圳也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特区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

  于学军:深圳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本身并未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但实际上也不只是深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台州的城商行。

  但为什么总体上仍然多为政府控制呢?我看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管一切,这种思维理念根深蒂固,并不易改变。总的来说,改革走到今天,大家仍然认为政府控制银行可能更加规范、更加值得信任,将来即使出了问题,也有政府负责处置、兜底,总比企业可靠得多。所以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而完全市场化,由民营企业或者私人来主导,情况确实较为复杂,各地区、各企业又千差万别,有的可以做好,但也有可能搞不好,甚至有可能存在各种背后交易、道德风险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德隆系”风险事件就是一个沉重的案例。

  上海证券报所以也不能绝对说是政府控制好还是民营企业控制好?

  于学军: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我相信他们肯定说政府管不好银行,政府不应该管企业的事。所以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救助那些即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参股了不少银行,甚至包括花旗银行等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有的持股比例一度达到控股水平。但即使这样,政府也未过度干预银行的事,包括对高管的任命等。危机一过,政府便赶快想办法出手所持有的银行股份,尽快变现归还于市场。

  但在中国,直到今天,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管部门,甚至包括老百姓,大多认为,相对把银行交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民营企业,还不如由政府管着更放心。

  平安之所以搞得好,是因为平安集团本身很强大,在社会上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度,同时管理规范,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所以市场对它才会投信任票。如果背后控股银行的这些民营企业都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那确实就不会被大家所信任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德隆系”风险事件,至今影响犹存。当时,他们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暗中控制了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城商行等,把这些机构的大量资金套出来,炒自己的股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事件。所以说,各有利弊,任何事都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来分析。

  上海证券报可不可以说“德隆系”阴影带来的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于学军:我觉得中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内,仍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现在的环境,虽然比“德隆系”风险事件的时候有了很大进步,监管体系也更加完善、严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谁都无法保证今后中国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德隆系”事件。因为中国大的管理体制、机制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上海证券报所以现在还是应该延续现有模式,让新设民营银行与政府控制的银行并存?

  于学军: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绝对的。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各地政府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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