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在牛顿力学上的西方科学，成就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影响所及，几乎遍布所有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自不例外。例如，牛顿科学的宇宙观是机械的，因此，自100年前城市规划学兴起时，城市规划设计者便视城市为简单与线性的机器，进而将城市切割成不同的空间构件，如区划中的分区，将工业区、商业区与住宅区分隔开来，以避免它们互相干扰。然而，到了1960年代，规划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城市是复杂与非线性的，传统视城市为机器的观点应该被有机体的城市观所取代。而后者直到最近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才逐渐地被规划学者们接受。

　　这两种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城市空间单元类似机器的零件，是可以取代及替换的，而后者认为这些单元如生物体的器官，无法任意取代及替换。

　　举例来说，台北市的士林夜市与上海市的新天地，都是十分成功的商圈，每年均吸引无数的游客造访与消费。但是如果我们将上海市的新天地搬到台北市或是将台北市的士林夜市移植到上海，我们可以预期这样的规划安排将使得这两个商圈的功能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士林夜市与新天地的营运模式已经与周边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当地客群的结构与客源以及商圈内小吃的口味与店铺的设计，已经与周边的建筑环境、道路网络、车流、人流以及生活习惯打成一片。破坏这些商圈的社会经济脉络，例如改变街区的尺度以及道路的走向，将阻断原本运作顺畅的人流与物流，导致商业活动的减少，终至整个地区的衰败。

　　另外，从更大的尺度来看，台湾本岛过去35年来已呈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具体而言，研究发现自1971年至2000年，作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全岛约350个乡镇的人口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明有显著的城市化现象发生。而这一趋势并不受1978年贯穿全岛南北(基隆市到高雄市)中山高速公路通车的影响。为减缓城乡差距，台湾当局陆续兴建从台北市到高雄市的高速铁路并于2007年通车;此外，更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以及高雄市这遍布全岛的五大城市，于2010年分别合并附近行政区升格改制为五个直辖市(其中台北市为旧有直辖市)，以平衡区域的发展。即便如此，台湾的人口近年来仍然有向全岛最大都会区台北市及新北市迁移的趋势，这与传统城市经济学的预测相反。

　　反观内地最近提出的两横三纵的全国城市发展蓝图，企图以高速铁路串联21个城市群，以减缓人口持续向超大城市如上海市及北京市迁移的趋势。若从前述的台湾经验来看，这一规划对于实现平衡区域发展的目标，仍有较大难度。

　　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城市经历了无与伦比的快速增长，为了解决日渐严重的城市化问题，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各种规划理论充斥在神州大地，包括智能型增长以及新城市主义等等。但是，这些由境外移植而来的学说，能否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令人质疑的。

　　可以说，中国目前不乏规划理论，所欠缺的是深植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式规划理论。举例来说，源自前苏联计划经济以设计为基础的城市规划手法，并不能解决巨型城市如北京市的城市快速蔓延的问题。例如，以往的研究已经显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不能将土地开发控制在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开发中，有超过半数的新开发用地都位于该规划范围之外。

　　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以有机体观点看待城市发展及规划的新范式正在形成中。这个范式与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就城市方面而言，我们大胆地认为，传统的易经及道家学说可以做为城市理论的基础。例如，易经六十四卦实际上就是复杂城市系统的缩影，构成了所有城市发展型态的宇集合，“阴”与“阳”分别代表城市中的设施与活动，于是城市发展的变化便可应用这个宇集合加以建模与预测。另一方面，道家学说的立论基础也正是复杂科学的有机宇宙观。在这个观点中，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现象，而且也存在着自组织的规律。例如，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产业在城市中会自然而然聚集而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区块。就规划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将规划与决策讲解得最为透彻。例如，在“计”、“形”及“势”等篇都精辟地解析决策与规划之间的依存关系，而其精微缜密之处，甚至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思想。

　　我们当然不赞成忽略近代西方科学的贡献，而一味回归到数千年前的中国科技时代。然而，这些中国古典学术论著包含了最纯朴及最具创意的科学思想，我们应该立基在先贤的智慧基础上，稳健地向前开展，以建构一个蕴涵在神州大地的中国城市规划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