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周期与经济转型期叠加时，往往更容易出现金融顺周期行为下的逆向选择，从而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结构转型的效率与能力，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市场风险加快暴露，我国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有所显现，突出表现为对信用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放贷意愿不足，对盈利能力薄弱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兴趣下降。当前我国制造业和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对旺盛。据央行2013年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较上季度提高0.9个百分点，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较上季度提高0.6个百分点。但在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下，金融支持难以适应经济转型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业，特别是影响了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稳定。2013年12月，我国制造业PMI为51%，较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PMI为47.7%，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经济转型期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下的逆向选择更为显著。

　　首先是资金继续在房地产领域聚集。2013年9月末，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7个百分点;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1.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6.9个百分点。原本过去较长时间内的房地产业虚假繁荣已经引发了经济结构难题，而金融的持续支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与困难度。

　　其次是资金在虚拟经济内空转。金融同业资产与负债的过度扩张，是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典型证据。从2010年6月到2013年6月，我国金融机构同业资产余额年均增长32.7%，比同期贷款余额年均增速快了17.6%;同业往来的负债余额年均增长24.4%，比同期存款余额年均增长快了10%。金融中介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同业之间的往来交易往往是满足清算以及临时性资金需要。但过去几年我国金融同业资产负债的非理性发展，已引发了资金在虚拟领域空转的巨大难题，进一步凸显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

　　再者是金融机构存在规模扩张路径依赖。2005年，我国银行体系运行的主要特征是“惜贷”，新增贷款规模明显缩减，以应对“产能过剩”治理。但最近几年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规模扩张冲动。即使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房地产泡沫增大，也难以改变金融机构经营上的路径依赖。部分金融机构在存贷比接近金融监管上限时，通过影子银行业务的复杂设计与运作，将表内的银行贷款转化为表外的融资业务，以获得经营利润增长，埋下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后，央行适度干预、调节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以减少过去几年巨额货币供应增长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但部分金融机构在流动性链条绷紧情况下不去主动调整同业资产负债结构，反而企图继续获得央行的流动性支持，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完全背离，从而产生巨大的逆向选择问题。

　　客观分析，产生金融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金融机构还难以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激励与约束不匹配，风险承担能力较弱，道德风险突出。激励短期化，风险暴露滞后，容易引发金融机构规模扩张冲动，带来较大负外部性，从而逼迫央行和政府买单，经营风险也得以转嫁。可见，经济转型期的金融逆向选择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既得利益与改革的激烈博弈。

　　改变金融的逆向选择，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培养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第一，要将风险引入金融机构激励制度模型中去，经营管理层绩效不仅要反映当期业务扩张，还要真实反映当期与下一期风险;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于经营不稳健的金融机构，要约束其规模扩张上限，限制部分业务拓展;第三，将信贷政策做实，充分利用财政杠杆，增加财税优惠，全力增强金融机构支持创新、制造、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第四，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提高风险自担能力，防止经营风险向央行或政府传导与转嫁，该破产、该退出的，坚决破产与退出，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