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一个大城市，就要面对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概莫能外。北京作为大城市中的大城市，这一点毋庸讳言，用不着不好意思。

　　事实上，无须专家上课，北京市民也能感受到这些大城市病。这些年，汽车限购、PM2.5登堂、水资源告急、群租和“蚁族”……动不动就是媒体头条，比汪峰容易太多。置身于这个城市的市民，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紧张。说白了，大城市病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后者是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商品所致，前者则是太多的人追逐太少的资源触发。如何解决?不外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着手，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既要盘活存量，也要用好增量;一方面调控需求，特别是调控“公地悲剧”效应里的需求，引导人们对于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的节约、有度需求，而不是滥用和无节制。

　　所以，据媒体报道，刚刚公布的北京版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提出的四大举措，简直就是为大城市病望闻问切的“药方”：深化研究人口调控机制，科学制定人口总量中长期调控目标;健全大气污染防治机制;完善交通治堵机制;健全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机制。一如市长王安顺所言，北京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体现北京特点和首都特色，必须要有“京味儿”。无论是短期的经济转型，还是长期的世界城市目标，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都是北京全面深化改革绕不过去的门槛。

　　上述四大举措，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城市管理精细化，逐步远离粗放式和“一刀切”管理。可以说，管理分两种，一种是粗暴的，一种是精细的。粗暴治不了大城市病，相反还会给大城市病添上一个症状，冷漠。就好像你不能用一道物理空间上的墙来解决人口膨胀。精细的管理则来自于政策设计的价格杠杆。

　　价格杠杆的道理很好明白。车辆使用成本上去了，保有量就有可能放缓或下降;水电燃气等资源产品价格上去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情况就有可能得到缓解。习惯归习惯，杠杆只要达到一个度，谁也不会跟人民币过不去。

　　但是若让价格杠杆服众，不让人们产生政府敛财和懒政的印象，就要为价格杠杆提供法治规范以及政府表率。比如，在“京味儿”改革57条中，“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一款中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出与首都城市性质功能和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负面清单”。准入执照，也是价格杠杆的一种。通过“负面清单”公示，让市场和公众一目了然，压缩了寻租空间。这就是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才有稳定的预期和信心。这方面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要视在多大程度上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