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示地方债务风险，事实上，这只是中国债务困境的一角。事实上，当前，无论是中国的金融部门还是非金融部门，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面临着高债务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M2/GDP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当前，中国企业信贷/GDP达到130%。中国全社会信贷杠杆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一直都维持在150%的水平上，且波动幅度不大，其中企业信贷占比为96%。2009年以后，信贷规模出现了快速上涨，2010年升至124%，2012年升至130%。此外，信贷资金投放还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等结构性矛盾，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行业，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够。
债务也有自身的周期规律，一般而言，负债会提高当期需求，带动收入和资产价格上升，改善各主体偿债能力，经济预期回报较高则会有更多债务需求，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加杠杆周期，当正反馈过程结束后必然面临去杠杆压力。转折点一般在资产价格开始转向时，背后是货币政策收紧。
企业部门的债务周期对应着产能周期。加杠杆、增加借贷对应着产能扩大，接下来是去杠杆、去产能。目前，中国实际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2008年以来，从杠杆率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哪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其中主要集中在地产和基建相关产业链的重资产行业中。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局部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宏观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特别是对于大企业而言黄金增长期已趋于结束，人口、劳动力、储蓄率都面临着结构性变化。对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将逐步提升，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在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一些大企业却仍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38亿美元，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合人民币3.07万亿元。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低于人民币，负债外币化可以获得显著收益。
此外，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借助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过度借贷一方面导致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金融资源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失灵”之下，行为扭曲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生过剩和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中国实体部门面临的“去杠杆”过程，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去杠杆”，涉及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对“政府失灵”的矫正，中国必须着眼于解决债务依赖型增长的制度成因，从根源上消除债务膨胀的后遗症，这一过程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