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市场期待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日前在京举行，这次会议的重大指导性意义在于，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近似狂热的城镇化预期相比，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化建设将遵循“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原则，从根本上破除了市场对城镇化建设不切实际的幻想——大拆大建的规模化城镇建设运动。笔者判断，市场对城镇化预期将面临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30年快速增长的“奇迹”，很多观点因此认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动力，所以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拉动经济发展。

　　确实，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市边界扩张和基础设施投资，加之伴随城镇化过程中的消费和服务需求提升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持续动力之一。但本质上而言，经济发展是因，城镇化是果。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因素之外，城镇化演进的源头拉动力量首先应该还在于经济发展。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资源方面的制约。人口的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就业，这需要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持续支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本质就是要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这里的前提是有就业和生活保障。因此，总体而言，城镇化水平不可能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单边冒进，这决不是靠“政治决心”和“大干快上”的传统政绩观所能左右的。因此，中央提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的要义便在于此。

　　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硬约束。在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下，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微观放活”举措将会不断加强，政府占有的资源将面临递减趋势，除了城镇化内涵式发展所需的医疗、养老等成本支出外，城镇边界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更面临庞大的资金需求。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地方性债务余额10.7万亿，是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64倍，占当年GDP的26.7%，再加上未来几年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期，而土地财政治理以及经济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粗放式发展的资金基础，地方债务压力可想而知，局部更是暗藏偿付危机风险。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强调明确责任落实，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不论从资金制约，还是从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政绩表现冲动都已大为削弱。

　　本质上看，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其实是在强调城镇化的渐进性与内生性。笔者早前曾专门撰文指出“城镇化进程需要内生于经济发展”，立论就是要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过程紧密结合，让“人的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约束性指标，从而真正克服地方政府脱离实际的城镇化冲动，真正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的良性促进作用。

　　说白了，将城镇化进程内生于经济发展，就是要将为某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的福利(教育、住房保障、医疗、养老等)纳入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之中，平等分享该地区经济发展成果，让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获得该成果的成本付出相对等(收益-成本对等)，从而消除地区间不平等的“负外部性”转移。内生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将极大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让广大人民(尤其农民工)真正分享发展成果，同时有效约束城镇化边界，避免目盲摊大饼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更是要求城镇化量体裁衣、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过度膨胀的内在约束机制。

　　本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将有效遏制大跃进式的、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稳步、渐进、有序的城镇化基调将促使市场预期做出重要调整。

　　市场对城镇化预期的调整，必将带来相关投资机会的再评估。那些因城镇化建设“变缓”短期无法产生巨大市场导致盈利高估的投资机会估值水平将会修正。但与城镇化紧密关联的一个趋势是，那些与民生相关的现代农业、粮食安全、基本公共服务及环境治理等领域，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必要部分，将会持续赢得市场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