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各界开始识辨明年改革重新起航的破局点。这其中国资改革可看作是具备改革先行的一大领域。近日上海和广东等相继启动地方国资改革，尤其是12月17日上海国资改革方案出炉，更锚定了国资改革的先行基调。

　　当前国资改革紧迫性自不待言。自2008年以来，承担了保增长重任的国企，在过去6年左右时间内，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展，负债率急速攀升，使包括央企在内的诸多国企，相继陷入“债务紧缩”泥潭。因而，通过改革避免部分国企“僵尸化”已为当务之急。

　　梳理过往国企改革历经，不难发现国企改革尽管存在反复改革特征，但各界对国企症结的认知深度不断层进，改革思路愈发眉张目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以资本监管为主的思维，既是对过去围绕国企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接近问题核心的航向调整。

　　如何贯彻以资本监管为主的国资改革?这需一个时间磨合过程。如新近上海和广东等穿透出的改革思路，尽管都以国资而非国企定义改革取向，但不论是成立国资运作平台，还是对国企进行公益性、功能性和竞争性分类监管等，都反映出围绕国企进行改革的路径依赖。

　　而这种围绕国企的改革之所以历经反复，根因就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虚置，使国企未能真正有效配生出内生激励相容机制，导致规制委托代理风险的成本过高。如推行的外部董事制度，就因并未内生出激励相容效应而事倍功半。又如近年来明确国企主要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和新兴行业，也因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和新兴产业是个随技术变革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很难有效量化，最终战略投资不战略，新兴投资不新兴，并被国企投资多元化和国进民退所冲淡。

　　因此，贯彻以资本监管为主的国资改革，就要淡化国企依赖，推进混合所有制，使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管变得如基金公司管理资产一样便捷。这样做：一则打通了国企管理层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双轨边界，让职业经理人基于市场秩序和企业运营规律进行企业管理，消除国企与私企的差异，使国企真正变成市场主体;一则国资监管者的工作定位为评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成效，彻底规避国企如何嫁接现代企业制度，控制代理风险的企业机制设计问题，摆脱对企业日常运营的管理。此外，国资收益上缴变得清晰而可量化，即国资收益完全可通过能量化的国有资本收益率曲线反映出来，而国资收益上缴既可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分红满足，也可通过出售股权等实现，使国资收益上缴变成一个主动的选择过程。

　　当然，要贯彻以资本监管而非国企改制为主的国资改革新思路，前置条件是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以实行国资管理的标准化。这不是难点，目前IPO新政下存量发行开闸，优先股试点，新三板等场外资本市场建设等，都为国有资产提供多元化的标准化品种和通道，使国有资本有效地嫁接各类市场的撮合交易功能，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让市场对国有资本进行市场化定价，进而缓解国有资本推出背后的流失之嫌。当然，这需要构建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和解制度等市场自律自治机制，护航市场秩序的程序正义。

　　由此可见，当前上海、广东等国资改革都提出加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设立，并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无疑是对接国资管理的一个积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