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改革开始由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致型转变，而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将寿终正寝，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从2014年起，宏观调控应当更加关注产业结构领域。

　　改革新模式决定调控新思路

　　无论是供给主导型改革，还是中间扩散型改革，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渐进式改革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在供给主导型改革下，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通过行政等级架构管理经济;在中间扩散型改革下，随着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和经济性放权，传统的单向依赖关系开始演变为双向依赖的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取部分权力，共享经济管理权。但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注定了企业才是市场的真正主体，政府必须收回那只伸得过长的“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放给市场和企业，削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现代产业理论认为，资源配置的结构演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结构的进化，发展伴随着结构矛盾。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抓住了结构优化就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提高质量和效益的新阶段，也是完成工业化的关键期，宏观调控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科学把握。

　　宏观调控须对结构失衡作出回应

　　传统的偏重需求端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要应需而变，改变过去注重总量层面和个量层面的调控模式，从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的惯性思维中跳出，增强对经济的中观分析，对连接总量和个量的中间层面开展深入研究，做好产业分析。产业分析是开展科学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也是对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重要补充。个量分析只注重单个变量的局部均衡而缺少对个量群的分析;总量分析则只注重国民经济总量的全局均衡，而缺少对构成总量的子系统关系进行分析。这里的个量群和子系统，就是产业。宏观调控要完成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的任务，必须清晰把握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业间关系和中间产品循环过程，从而完成对经济从个别到中间、从中间到整体的完整了解。

　　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我们在总量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日益娴熟。对微观经济，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各地出现拼资源、抢资金的现象，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严重。在我国，结构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干扰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当前看，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尤其艰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面临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等多种制约，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受到人才、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掣肘，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产业应成今后经济政策关注重点

　　经济结构失衡，是构成国民经济总体的产业之间关系的失衡。而每一产业又是同类型企业的集合，产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产业结构，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组合就是产业组织。不同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下的国民经济总体会产生不同的国民收入，并且会有不同的增长速度，从而便有不同的效益和效率。在改革转向需求诱致型，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对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产业层面应成为今后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

　　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也要求我国产业发展作出回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和产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之中。全球掀起了一股回归“实业”即所谓“再工业化”的浪潮。虽然要“回归实业”，但并不是回归到传统的产业中去，而主要是回归到以发展“新能源、智能电网”，建设智慧地球上来，这样就衍生出了新型业态。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在这轮产业调整中占据优势，彻底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成为一大挑战。

　　笔者认为，从2014年起，宏观调控要改变过去“重两头，轻中间”的思路，更加重视中观管理。

　　第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第二，在资金投向上“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第三，推动企业遵循市场机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企业市场退出机制，规避产业结构趋同;

　　第四，通过财政和税收等手段来引导投资方向和促进投资结构优化，进而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信号和导向作用;

　　第五，解决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问题，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