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务院正式颁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下称《规划》)的次日，美国联邦法院批准了底特律破产保护的申请。虽然两者在时间上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却指向同一个值得反省和深思的目标：一座城市如何避免随着资源或产业的枯竭而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一面镜子，汽车城底特律可以照进中国许多城市的现实。这，也许是高层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并颁布《规划》的良苦用心所在。

　　财政负债大大超过偿还能力，无疑是压垮底特律的“最后一根稻草”。资料显示，底特律负债规模185亿美元，财政赤字高达3.26亿美元，而在这方面，我国的许多城市有着同样的内伤。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在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中，有4个省级和8个省会城市债务增长率超过20%，另外9个省会城市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219.57%。从绝对数额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近11万亿元，这其中主要表现为城市政府的负债。更让人忧虑的是，在我国，政府一向被认为具有无限的信用，因此，尽管有的城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资不抵债，但依然能放开胆子举债融资，其中仅2013年以来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就发售了3673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之多。倘若加上过去发售的地方债，其数量更是惊人。地方政府负债累累，长此以往，这些城市到底有多少承受力?

　　汽车产业在底特律的经济构成中占比达87%，因此，底特律长期饱受单一产业结构的困扰，我国许多城市也存在着类似的风险煎熬。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作为单一产业的煤炭业曾经使该市创造出人均GDP与香港媲美的奇迹，然而，当煤炭业风光过去之后，鄂尔多斯瞬间陷入财政困境，甚至连公务人员的工资也须向企业“化缘”。无独有偶，湖南的资兴、耒阳和冷水江三座城市都曾依托当地煤炭资源笑傲毗邻，但随着资源渐渐枯竭，三地经济结构迅速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速增。据纳入国家发改委跟踪目标的262个资源型城市的资料，这些城市矿产资源开发的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5%左右，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了一倍多;而它的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个百分点。如此“一业独大”或者“一矿独大”的产业格局，不仅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其他接续替代产业滞后，而且一旦资源开发接近枯竭以后，就会出现“矿竭城衰”的现象。后果已非常严重。国务院分三批界定的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中，合计人口只占全国的4%，但棚户区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失业矿工占全国采矿从业人员的十分之一，低保人口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需要治理的沉陷区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借助于城镇化战略的启动，在城镇化等于房地产化思维的驱动下，我国地方政府做大城市规模的决心与意念与底特律市政府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鄂尔多斯，政府奉行大资金、大建设、大投资的模式，一个人口不足6万人的康巴什新城最终新房空置率高达97%，以致美国《时代》周刊将康巴什描绘为一座“鬼城”。据媒体报道，像鄂尔多斯那样的“鬼城”在今天的中国有12座，其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贪大求快、急功近利的传统GDP思维。

　　城市从来不是建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产业和人支撑，即便聘请最一流的设计师，建造最好的大楼和别墅，也不过是一座“鬼城”。特别是当城市已衰败、空间剩余时，试图用进一步建造和城市更新来将它激活，导致的不过是更多空间的闲置、更多土地以及基础设施的浪费，留下来的也只有一个债台高筑的政府。

　　底特律破产，虽然映衬的是当地财务状况的恶化以及物态资产的贬值，但其实质是美国产业更替的写照与标尺。过去30年，受制于高成本与能源资源禀赋约束的美国制造业由盛及衰，金融危机更加速了传统工业城市的破产进程。但美国到底是美国，虽然有底特律等老工业城市形成的“生锈地带”，却更有海岸地区生机勃勃的“阳光地带”，在本国制造业衰退过程中同时也展开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从这个意义而言，底特律破产更像是美国经济调整的产物。

　　同样，伴随着我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的丧失以及外围竞争压力的增大，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冲破固守制造业的思维窠臼，寻找新的产业业态并驱动制造业的升级，也应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