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需要稳妥有序推进。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1985年就已启动，其间不乏各种规划与文件，但20年已过，高校行政化沉疴依旧。而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教育部核准高校自主治理章程，应当说，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又推进了一步。

　　从高校管理的纯技术角度讲，行政化管理与董事会管理一样，只是一种治理工具罢了，本身并无原罪。但问题是，层级化治理，导致的是学术资源与话语权力的不均等分配，戕害了学术自由，也影响到办学质量。

　　进而言之，依附于行政管理的教育权，并不是独立的产权，而产权不清，也就没有独立的监督。行政权力利用产权漏洞、上下其手，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儿。

　　而在美国，不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设立了独立的校董会，并非依靠行政权力来治理。这样做，一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干预，保证大学自由;二是建立法人结构，明确了产权，形成对办教育者的有效监督，隔断寻租。

　　校董会制度，在大陆并非没有先例。除标榜自治的南科大外，还有此前成立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从治理效果看，两所大学要比行政主导的高校有效率得多。因之，高校治理采用董事会制度，也有经验可循。

　　但在中国高校推行董事会制度，能否顺利推进，还是一个问题。因为高校一旦去行政化，对常年浸淫于行政权力的高校领导来说，回归职业性、专业性，难免不适应，很难说，这些利益既得者，不会阻挡去行政化步伐;再者，若校长的选拔任命绕过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是否会因权力减少造成失落感而反对改革?或许，这正是多年来教育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最终方向应是建立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的本质在于自治。通过人民大学新颁布的办学章程，我们也可看到学校自治的影子，比如方案实施权、审定制定权、拟定和执行经费预算权等，都归校长所有;同时校长为公选所出，亦是自治产物。若循此脉络不断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高校自治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