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论及，某些行业所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尚不足以引起系统性风险。目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不必恐慌，现有的体制与资源在应对可能的危机方面还是绰绰有余的。关键在于正视问题，及时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理。即使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些问题仍然是可以治理的，反之，假如继续回避问题，或者采取的方法不正确，或者临事而乱，昏招迭出，则中国经济的前途也就不那么乐观了。

　　多年以来，有一些经济学者，反复地预警中国经济要发生大危机。这种预警当然是有益的，但是问题被严重地夸大了。这些学者们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只管高调地做预测，却很少提出政策建议，结果是这种“预测”就变成了一种单纯吓唬人的东西。绝大部分行政官员们当然都不是经济专家，经这么一吓唬于是就畏缩不前了。笔者认为，这就是过去这几年发生的情况：泡沫与经济问题越严重越不敢去纠正，越不纠正泡沫与经济问题也就越发严重。问题就这样一步步地扩大。

　　这显示出一个问题，即包括危机预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奉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而只是教条化、简单化、极端化甚至情绪化地理解和看待现实经济。预警者们不提供药方，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中无数的。而在一片看空声中，林毅夫先生却独树一帜，他携自己的新作《新结构经济学》，继续鼓吹政府干预，并且依然对中国经济的前途保持乐观。这招惹了许多人，引来了大量的负面评价。

　　笔者认为，林毅夫先生的确未能击中要害，因为鼓吹政府干预绝不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需要的。中国的问题是管制太多。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他的观点中的真理成分。这需要从已故的杨小凯先生说起。杨小凯先生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政府为什么会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主要是通过模仿发达经济的既成模式而取得发展的，而政府的优势则在于执行现成的模式和计划，所以，由政府出面推动发展就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杰出的(它也是很“算法的”)。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就是因为它不能提供诸如此类的有用观点。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基本思想来理解林毅夫的观点，也可以用它来深入地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

　　前几年泡沫经济导致某些产业过度扩张，以致如今供大于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扩张看作对发达经济体的一种模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上相信，它并不是一种浪费，它在性质上并不是错误的、不应有的投资，而只是在时间上超前了一些，等若干年后需求跟上来后，过剩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产业都处于前沿，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企业经常会发生错误的投资，供应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这种投资必须予以撤销。而在我国，产品原本过剩后来却在数年间完全被消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笔者就亲眼目睹一条高速公路，在数年之间车流量逐渐地由少变多。当年电视机、电冰箱的过剩也在后来成功地消化掉了。在过剩的情况下，企业自然会动员起来，千方百计地消化过剩。有些企业也会破产，但只要破产不引起全局性的问题，政府也就完全不必有任何顾虑。新增投资自然会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其他行业将会自行增长，并由此增加对过剩行业的需求，新的平衡早晚会实现。

　　一有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官员就恐慌是不应该的，动用行政力量强行把产量压下来就更不理智。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过剩既与4万亿的刺激政策有关联，也与房地产行业的限购有关。政府先用基建投资把这两个行业的产能拉上去，然后又用房屋限购、并进而限制房地产投资的方法阻止其产能的释放，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过去几年间，实在叫人匪夷所思。笔者发现，对于房地产泡沫，人们实际上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说房价过高，也就是供应相对不足，这是通常的、正确的理解，而另一种理解是认为房子造得太多了，这多余的房子才是“泡沫”，于是，治理泡沫就是要限制供应。思维竟然混乱到这种程度!数亿农民要进城，却生怕某些房子早盖了几年，这难道不是瞎操心吗?说今年的土地供应比去年增长了多少，这就表明今年的供应足够充分了，这不可思议——你怎么知道今年的土地供应应该增长多少呢?照这种看法，汽车生产曾经连续数年增长率超过30%，又当作何看待呢?

　　一边是过剩，另一边有泡沫，而供应不足的解决办法不是呼之欲出吗?答案不是非常简单吗?所以，这一次的“383方案”中终于提出放开土地流转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政策制定者们终于抓住了要领，实在可喜可贺。按说，房地产泡沫要破灭了，投资者们应该看淡中国经济才对，可是土地流转一提出，股市给予了积极回应，各国际投行也由唱空变为唱多，这不是奇事一件吗?你要继续搞泡沫，捂盖子，人家就撤资;反之，思路一对头，面对近在眼前的利空，人家反而看多了。这就是经济的逻辑，也是正确政策的力量。达成这个政策是不容易的。可以说，在几个月前，决策者还不得其门而入，这个正确办法显然是最近才找到的。请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这说明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能力的确差强人意，借此机会，决策者们对于适合政府担当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对于今后政策的制定方式也应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整。

　　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放开供应一端，取消各种投资管制，把审批式的管理彻底变更为监管式的管理，任由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调节。在原则上，政府今后不应再关注任何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原因很简单：政府根本不可能正确判断什么是过剩，什么是短缺，政府也更不可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治理”过剩与短缺。再以无线通讯业为例。消费者曾经对3G与4G抱有很高的期待，可是该上市的时候工信部却不批准，反而拿来作为宏观调控的预备手段。无线通讯已经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

　　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早就指出，商品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现在看来，他在30年前说过的话并没有过时：“改革过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仍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