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季度下旬开始，决策层通过加快落实中央项目扭转经济持续下行局面，三季度经济增速有了明显回升，“稳增长”获得阶段性成果。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刺激的前提下，通过“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协调配合，统筹眼前与长远，经济增长、物价均在合理区间，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经济稳中向好，这是新一届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模式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需要中长期的努力。为了积极主动保持平稳的就业形势，为各项改革创造前提条件，政府持续下放一系列行政审批权，注重激发中小微企业内在活力，发挥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在小微企业就业吸纳器作用充分发挥之前，通过加强中央项目在民生和环境“短板”和“欠账”方面投资，为“调结构”和“促改革”创造时间和空间。

　　加强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建设，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好基础又避免传统规模刺激政策造成浪费和重复建设弊端。但同时，政府又不能过度“稳增长”，导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加困难(稳增长政策大多还是依靠传统投资项目)，政府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中找到合理平衡，才能真正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

　　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增加525万人，月均收入同比增长13%。在就业整体良好、三季度经济增长7.8%(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7%)的前提下，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制度改革的空间被打开。从这个意义说，笔者认为，当前“稳增长”正面临有限刺激临界点，“稳增长”或告一段落。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4%，比1-8月回落0.4个百分点，在7月份升至3年来高点后连续2个月回调;据我们测算，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4.2%，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水利投资回落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在三季度经济明显回升后中央项目有所收缩，这表明政府正在着力把握“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适度调整和动态平衡。与此相印证，国家预算资金增速也已持续2个月较大回落。这表明政府在经济企稳后主动调减了中央项目这一“稳增长”调节器，使经济稳在合理区间而不再刻意追求高增长速度，转而更多借助市场力量培育和强化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符合新一届政府“有限刺激”的政策逻辑：把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更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合理的经济增速有利于调结构和化解过剩产能。

　　经济内生动力的复苏和激发不是靠规模化投资，而是需要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和“微观放活”，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经济社会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在大的改革氛围下、在经济增速达到“下限”之上，我们认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在四季度将更多地体现在后两者，将有更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付诸实施。

　　增强经济内生动力，说起来容易却做起来难，这不仅需要政策放活措施扶持，更需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市场的培育，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增强和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多项指标显示，经济的内生动力并未随总体经济企稳向好而明显改善，就制造业而言，9月中型企业景气度仍在收缩区间，而小型企业景气还有进一步恶化。

　　“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广大中小企业景气度仍偏低。笔者曾指出经济转暖过程中的“结构偏冷”问题，较早呼吁“微观放活”政策要抓紧落地，以真正激活经济内生活力，有效接续经济增长后劲。10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和研究了半年多来促改革、调结构措施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会议要求，要以政策兑现为目标，毫不松劲抓落实，加快完善和细化配套措施，让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要以塑造竞争新优势为导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强调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力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李克强总理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十六大上所期许的，“切实使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内生增长、创新驱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综合上述逻辑，笔者认为，在没有大的不可预期的外部冲击下，“稳增长”将暂时告一段落，四季度将重点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我们判断，四季度经济增速将不会有更加快速的增长(反而有一定的下行压力)，流动性整体偏紧，货币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已不大，全年经济增速约在7.6%~7.8%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