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客们为政府停摆、债务上限而闹得不可开交，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也不明朗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的学术观点几乎毫无交集——汉森研究的领域是计量经济学，法玛相信市场的作用，席勒则认为市场并不那么有效，像投资人的情绪等外在因素都可能对投资行为和市场效果产生作用。

　　观察家们认为，诺贝尔奖授予这三个人，并非基于他们的研究对全球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也不是他们的理论能够在“后危机”时代给全球经济指明方向，而是体现了评委会客观的态度，即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的乱象与茫然，谁也给不出一种有效的经济学应对之策，只能给出多元的选项，将诺奖颁给三个立场不同的经济学家。这种颁奖，看似很保险，实则隐喻当下各经济体和经济学界的集体焦虑。

　　这并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被颁给意见不同的经济学家。在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缪达尔就立场各异，前者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坚信市场更具效率;后者则强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避免市场无序和失控。

　　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市场放任还是干预过度，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是金融产品过度泛滥所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是欧元区统一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穷国追求富国高福利而不得不靠政府债务度日的矛盾所致。痛定思痛之下，欧盟不得不在2012年初签署欧盟新财政紧缩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将财政纪律纳入立法，并且对各成员国具有永久的法律强制效应。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生的G20峰会体制，最初也是集中火力批评美国政府干预不力，让金融市场失控。

　　随着美欧日等老牌市场经济强国相继陷入危机泥潭，如何拿捏准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度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传统大国德国和新型强国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成为市场与监管适度平衡的两个典型，因为平衡的经济政策确保了两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研究领域越来越精细化，但其理论根基依然是两个方面：市场自由与行政干预。从美欧市场的危机教训和中国面临的发展瓶颈，均说明了一个市场铁律：任何经济体都是市场开放与政府监管的统一体，走极端往往是危机的根源，而寻常市场与监管的中道平衡，方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美欧市场“盛产”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不管是各流派鼻祖还是工匠型经济学家，这两大市场富有的活力如经济成就和市场创新等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美国并不稀奇，该奖项并不能给现实的经济危机提供灵药，只不过是折射现实经济的镜像而已。经济学由理论到实践，那是政府治理的责任。

　　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市场和监管孰优孰劣的二元抉择，而在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与公平竞争，各经济体之间相互借鉴，以求共赢才是破解危机之道。但由于各经济体发展的不平衡，国与国之间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选择，再加上政治因素的滋扰，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被南辕北辙的 “损人利己”负能量给阻滞了。

　　当此时三个立场不同的美国经济学家共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和美国政府两党恶斗带来的政府停摆和债务危机就更充满了讽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