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末审计署全国范围内抽调人员重启政府性债务审计，至今已有近3个月时间。市场大多猜测，11月份三中全会之前相应的审计结果就会正式出炉。近期亦有媒体报道称，审计署预计将于10月中下旬汇总各地审计结果，正式呈报国务院。
　　对于如此重要的信息，市场显然也不愿意干等。就在审计署加班加点摸排之时，很多研究机构也都公布了其研究结论。据不完全统计，各大机构对存量政府性债务规模的预计大多是2010年底10.7万亿元的两倍，也即20万亿元上下。比如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就认为，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
　　数字竞猜当然必要，但这已经不是此轮政府性债务审计的最终目标。事实上，自从审计署启动此轮摸排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地方债问题风险可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此轮摸排将更具技术性特征，也即旨在为解决问题提供详细而全面的参考坐标。
　　而在摸排推进之时，部委层面对于未来财税体系如何构建的争鸣并未停息，城镇化下一步的融资模式如何构建也当仁不让成为焦点。
　　虽然迄今为止下一步如何走并不明确，但是什么路走不通却在逐渐形成共识。简要梳理一番，其中至少有以下两点是解决问题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首先，银行是否还能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审计署6月初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跟踪审计结果显示，尽管债券融资占比近年来快速攀升，但90%以上资金筹措需要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是不争的事实。在央行未放开利率管制，而且商业银行能够比较容易进行股权融资之时，银行体系基本可以承当起这一筹措资金的重任。但自今年以来，不但利率市场化举措一步快过一步，商业银行股权融资的难度显然也在加大。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未来可能既无能力也无愿望挑起这一重任。
　　但这或许是过于极端的一种猜测。更有可能的状况，应是商业银行在资金和资本的双重约束下，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选择会更审慎。银行贷款对于融资平台的重要性会逐渐下降，但仍将占有重要一席。
　　商业银行的处境也会比较尴尬——因为有渠道的客户一定会选择发债，剩下的客户则更具挑战性。此前审计署报告显示，通过各种违规手段筹资的案例正呈现上升趋势，这很显然是银行融资大门关上的直接后果。
　　其次在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下来之时，融资平台拿什么来维持下一轮扩张？最直接的办法无疑是用潜力巨大的直接税替代间接税，譬如目前各界热议的房产税、遗产税等。但眼下的关键，似乎已不是简单换一种发展思路的问题，而是如何既能有效平稳地转变财税体系支撑发展，又避免对经济运行有过大的短期影响。换言之，财税体制的改革不是单纯追求效果最大化，同时也在追求成本最小化。
　　但成本最小化的直接矛盾是时间，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此轮政府性债务摸排结果明晰之后，是继续参照2010年至今的“时间换空间”方式，还是会有更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值得期待。当然财税体系的改革，目标并不仅仅只是考虑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其中还涉及哪些群体该成为税收来源的主体，以及如何提高收支效率等。只是从风险排除角度，市场迫切希望知道融资平台会有哪些新的“财路”。
　　整体而言，这两大问题一内一外，均涉及政府融资模式的根本。推而广之，融资渠道的转变也涉及下一步整个金融体系的构建方式，财税体系的转变更涉及市场经济参与各方关系如何调整。值得一试的解决办法无疑很多，但哪一种会脱颖而出？这恐怕才是此轮债务审计结果敲定之后最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