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在大连会见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企业家代表时表示，“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他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番话激起了各方莫大的期待。
　　在改革形成梯次进展的形势下，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再度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直接的入口。对此，从上到下已形成了共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此后，关于是否会设置体改委等实体机构统筹经济体制改革等备受关注。日前国务院又批复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部际联席会议”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机制，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恰在此时，被誉为推动中国改革接地气的莫干山会议再度推出，三次莫干山会议，恰逢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次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第二次是十八大之前，这一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政治周期中，三中全会往往是出大思想、定大政策的会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使中国转向改革开放；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等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以及市场开放越深化，面临的改革创新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原有体制上的敲打已经无法促成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经济在结构上的转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改革压力毫无疑问也让社会的预期更高。因此，切实推出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改革措施成为缓解当前改革震荡的一个必然选择。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敢于啃硬骨头”，“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在强调，此次改革与过去不同，将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只有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才能有所突破。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把全社会的力量更好凝聚到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部署上来”。这意味着两点：一是全面改革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不能脱离现有的改革实践；二是三中全会探讨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十八大的目标来进行。
　　据此可以预计，在这个大的主导背景下，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有可能打出一面“建立规范、高效、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这不仅与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和“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呼应，还与“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搞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说法完全吻合。
　　选择经济改革作为重点，其基本逻辑在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要发现新动力，经济要找到新活力，必须发展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从而创造微观的经济活力。而要实现这一构想，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只能在经济体制上入手。因此，新一轮的改革要重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理所当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破垄断、放开市场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今后改革的重点领域。
　　实际上，近期的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已经在显著加快，首先就是金融领域，包括贷款利率以及大额存款订单利率放开在内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实施，以及互联网金融的放开，再加上民营银行放开都给金融市场的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中央确定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的落地，不仅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措施，更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战略步骤。
　　此外，选择经济改革作为重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涉及深层利益的市场经济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种“代偿”。从决策层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尽量挖掘经济改革中的潜力，那将是我国在当前的总体情况下最合适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的确会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当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情况下，发展的潜力可以说还依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