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征，提高消费占比成为政府和民间的一个共识。但从去年起，对这一问题质疑声音渐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并不存在失衡，加大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近期，好几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撰文，宣扬投资的重要性。是继续搞投资拉动，还是转型消费主导，现在又成了一个问题。
　　认为应继续搞投资的人，所持理由大致如下：一、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才是；二、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要提高人均产出，投资仍然是重点；三、资本存量上升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背后有经济理论的支撑。但在笔者看来，用这些源于新古典模型的理论来解释当前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问题，是在用长期分析解释短期问题和周期性问题，它未考虑现实的制约因素，显得偏颇，与现实严重脱节。在此试析之。
　　先看看“消费不是经济增长动力”这一说法。我们平时都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这是从需求角度的分类。毫无疑问，需求角度的分析是一种短期分析，它的使命是为政府进行需求管理提供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上的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对需求分析的短期特性曾经明白无误地予以承认。政府搞需求管理，调节投资、调节消费，是一种短期的政策操作，其目标是让实际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何？需求分析无法回答。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它取决于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因此，从长期的角度、从供给的角度看，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消费不是增长动力”之说是成立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越多，投资率越高越好呢？显然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模型。设某种粮农民，第一年收获了1000斤粮食，消费掉900斤，留下100斤粮食作储蓄，第二年用它作种子（投资）进行再生产又产出1000斤粮食，如此往复，这是简单再生产。如果该农民减少消费100斤，这样种子就有200斤，单位种子产出不变，那么次年它可以收获2000斤粮食。如此持续下去，按第一种方法它的产出永远只有1000斤，按第二种方法，它的产量则会不断增加。可以看出，只有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产出才能持续上升。但储蓄是有限度的，把1000斤粮食全部留作种子是不现实的，如果把当年产出全部储蓄起来，理论上下一年产出会最大，但还没到收获期这个人就饿死了。那么最优水平的储蓄（从而投资）是多少呢？经济学对此有解释，颇复杂，在此不表。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尽管储蓄（从而投资）越多，从供给角度看产出就会越高，但投资率不能无限高。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是通过中央控制，最大限度地挤压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来拉高GDP的，这样勒紧裤腰带的发展模式一度曾有效地提高了产出，但导致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及其它问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最终计划经济瓦解了。
　　对追赶型经济体来说，保持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投资率，从而不断缩小两者的资本存量差距，进而缩小GDP差距，显然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投资率越高，趋近目标人均资本存量（假设以发达国家为最优标准）的速度越快越好呢？我认为也不是。这里面有几个制约因素。
　　一、投资行为对应着具体的产业和要素，如钢铁、水泥、机械及建筑员工，在达到目标人均资本存量后，投资率大幅下降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对应的产业供给能力理论上也要缩减，如果过快趋近目标水平，这些产业的突发性缩减会制造极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通俗地说，即便我们能在一年内把资本存量搞到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能这样搞，也要留点余地。
　　二、投资的回报率会出现阶段性递减，如果无视这种规律，强行投资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目前缺乏回报理想的对象，为投资而投资，强行上项目情况确实已经比较严重。这样形成的资本存量，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其产出效率可能是很低，甚至是极低的。忽视这一制约因素鼓吹继续加大投资的人，内心可能还是考虑投资的即时需求效应更多一些。
　　三、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第二部类，两大部类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同时每个部类内部也要保持适当比例，方可持续。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了，极少被人提起，但笔者认为它包括着相当程度的真理成分。现在的情况是，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严重失衡了，第一部类内部的自我循环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在投资率高达50%的情况下，它轻微下降都会导致车辆颠簸和侧倾，在这种自我循环的游戏中，要让自己舒服一点，唯一办法就是把速度维持下去，这是所有庞氏骗局的共同特征。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已经是为了投资而投资，是一种投资的庞氏游戏，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四、投资自身存在周期性，投资兴旺阶段往往对应着资产泡沫（中国现阶段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就明显受到泡沫的引导和支撑），泡沫越大，最终硬着陆风险越大，因此投资占比越高，其宏观经济波动越大，稳定性越差。
　　虽然中国高投资率有国内储蓄的支撑，不像当年东南亚那样依赖外资，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风险。高投资率大多时候对应着高杠杆率和泡沫，这时，爆发危机并在危机中强行去杠杆的概率随之上升。用长期仍然存在投资空间否定短期投资过度是不成立的，用储蓄充足来否定发生危机的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五、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虽然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但与发达国家比，我们在硬性的资本存量方面的差距很可能不如外界想象的大，而软性资本存量则可能比外界想象差得更多，通俗地说，差距主要不是体现在水泥钢筋方面，而是技术和软件方面。美国最近修改GDP统计方法，把研发、专利、娱乐纳入投资范畴，继续狭隘地比较硬资本差距，继续疯狂地堆积钢筋和水泥，实在值得反思。
　　总而言之，分析投资与消费关系时，一定要考虑到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套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而忽视具体的制约因素，得出中国目前应该继续搞投资的结论，我认为是片面的，用它来指导决策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