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系尽管在其设立之初就是以服务国有经济为宗旨，但近年来其与实体经济背离之快、之大超出了想象，尽管其中有实体经济盈利下滑的冲击，但更多的是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深层问题，需要做伤筋动骨的系统性工程再造，对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彻底改变政府对经济增长规模过度追求的负向激励。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速接近10%，目前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继续加负荷前行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在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阵痛期”，依赖传统模式维持增长是最简便的，但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加工制造业继续上产能只能是加重本已过剩的产能，投资回报率在急剧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的40%集中在此。与此同时，由于政府隐性担保和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回报率不仅稳定而且在上升。在国有企业、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各层各级都要求“出业绩”的背景下，信贷先投向制造业，再曲线投向基建投资和房地产便成为必然选择，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因此，让资金回落到实体经济，首先需要彻底改变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规模的过度追求，改变GDP考核机制。
　　第二，要加快国有经济对于民营、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门槛开放进程和范围。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20%，工业企业未来将进入个位数盈利增长甚至亏损的时代。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公司治理和效率的影响，而不在行业本身所处周期。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2年中国地方国企的利润总额为6914亿元，但净资产收益率只有4.2%，仅略高于一年期定存3%的利率。反观，2012年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4.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9.5万亿元，净资产收益达到了21.2%，是地方国企的5倍。因此，要加快国有亏损和盈利严重下滑行业、垄断行业向民营、私营经济，甚至是个体工商户的开放进程。我国广大居民，特别是内地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国内市场对于国有经济所在行业的支撑前景非常广阔。行业垄断门槛被打破以后，原来由国有企业主要控制的上中游行业就能够盈利并稳定增长，资金回流这些行业也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要加速去产能进程。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但去产能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需要，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国有企业，尽管经营江河日下，但依然通过信贷和土地升值来维持，并通过美化资产负债表来获得上级认可和银行授信。因此，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这些国有企业后，很快便以这些国有制造企业为中介回流到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空转”，最后流向基建投资、房地产项目建设等短期盈利高的领域，但这无法在统计报表上显露出来。如果不加速去产能，在信贷主要为国企服务的情况下，就无法避免信贷资金“逃离”实体经济的宿命。
　　第四，建立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对我国来说更为严重。目前，我国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销售额和就业人数占比达到90%，而得到的银行贷款只有20%。由于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业务不稳定、没有土地等资产做抵押，强迫国有银行一定比例信贷投向中小企业是不现实的，必然导致商业银行“做数字”游戏，有人提出借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这在我国是不适用的。在当前情况下，有效的措施就是借鉴金融信用体系与我国类似的日本经验，建立财政全额支持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中小高科技、新兴企业，并通过建立主要由中小银行参与的存款保险制度来分担风险。
　　第五，大力发展草根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体系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数量广大的、处于底层的非国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它们的融资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一。孟加拉国格莱敏银行的成功证明，越是基层的金融机构，越了解民众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金融风险，越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企业和居民个人“联保互保”的担保形式也有助于防范风险，而它也被证明是盈利可观的业务。
　　最后，渐进驱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泡沫软着陆。目前，我国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发展已经超出了居民住房需求和城市化的需要，异化成地方政府追求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国有企业维持盈利的主观依赖性需求，泡沫化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由于这种泡沫锲入经济、企业和个人之深超出了想象，短期内急剧去泡沫不可取，但去泡沫这一进程必须要在当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