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审计署公布对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抽查报告：38475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4%。该数据发布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以此推算，过去三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的直接和担保债务可能已经上升13%，至12.1万亿元。 报告明确指出，部分地区基本建设投入过大，只顾铺摊子，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一些省会城市的债务风险凸显。
　　2010年以来，地方债务构成中出现了新情况。地方上项目的热情不减，在银行贷款受到限制的同时，新的融资渠道如发债、委托贷款、中期票据、信托、租赁、PE（股权类融资）、BT类融资风生水起。三年间，信托业规模从几千亿元膨胀到7万亿元之巨，各地发行的城投债亦呈井喷之势，每年都在万亿元以上，三年累计近3万亿元，这都成为基建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当然，新一轮举债必须支付15%甚至更高的资金成本，否则根本融不到钱。
　　央行近期公布的数据给予有力佐证，1-5月社会融资规模达9.11万亿，较去年同期多出3.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惊人。但是，信贷增长有限，5月份新增信贷仅6674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已连续三个月下降。透过社会融资总量的持续放大看，大量的政府平台通过新的融资工具“借新还旧”，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总体看来，地方债并未因陆续到期而变小，总量实际上还在放大，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从银行手上接过旧债，通过发行信托或者理财类产品募集新的资金来源，它们之所以敢接手，因为都相信“有政府兜底的隐性担保”，这也标志着巨额存量债务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轮盘。
　　这两年，地方政府的巨量债务不完全透明，摊子过大负债过度问题开始显现，“影子银行”和灰色地带引爆了理财产品兑付危机，信托类违约集中出现。审计报告指出，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潜在风险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但现实情况是，因为地方政府加快挪腾资产重组，或者通过发新债来进行债务滚存，并没有出现一例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事件。这在审计报告中得到了印证，“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
　　地方债问题不仅引起决策层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国际机构的关注。穆迪、惠誉、野村相继发布风险提示报告。在上周的全球财富论坛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委婉地建议“中国应建立透明的地方财政体系”，同时“应当及时处理房地产泡沫”。而此前，“末日博士”鲁比尼称，2013年，中国经济将会因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有大麻烦。在全球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旷世危机以后，面对这些言之凿凿的忠告，不能闻之邈邈，置若罔闻，更不能一概斥之为“阴谋论”、“做空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做实自己、做一个无缝的蛋，你尽可以不怕任何苍蝇的叮。因此，要深刻反思这些警告有没有合理成分，我们的蛋究竟有没有缝？持续数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累积了逾百亿的货币量和庞大的债务规模，地方债务巨额增长累积的矛盾和风险不容忽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厘清地方债和中央财政关系，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如何设隔离带和防火墙。从危机预案来说，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是基于父爱主义的“儿孙欠债老子全买单”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