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成为战略性历史性会晤的“习奥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今世界两个最主要经济体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次竞合性博弈。
没有了国事访问中的繁文缛节，两国首脑以闲庭信步之势，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共识，的确开创了新时期中美首脑互动新范式：双方同意加强经贸、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合作，深化全方位利益交融格局；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拓展合作，推动亚太和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而从国际社会对本次“习奥会”的空前关注以及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友日本的紧张反应来看，正在构建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有可能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也有可能对世界政治格局包括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国家利益的碰撞从来不相信浪漫。就在中美两国政府换届之后元首首次面对面接触之前，欧盟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性反倾销税。这再次印证了自由贸易在利益至上的欧洲人眼里从来就是假命题，在实体经济领域渐渐被中国抛在身后的欧洲，正在有意配合美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扩充贸易边界进而升级价值链。
的确，在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致的“达尔文主义式”冲击下，美欧过去所握有的绝对优势地位遭到了空前削弱。按照表面唱衰实则是战略提醒精英层的美国人估计，美国经济增速将降至1%并维持一代人的时间，美国必须做好降格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思想准备。他们还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的预测，即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接近2000年整个世界经济产值的三倍，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超过欧盟人均收入预测值的两倍。不过，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2040年的全球经济格局也不大可能是福格尔所给出的这张预测图，除非这期间发生更大层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摧毁欧洲的经济与福利体系。
笔者认为，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趋势来看，中国在2020年前后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自然逻辑延伸。不过，美欧至少在短期内尚未做好接受中国要成为全球主要力量中心的心理准备。中国可能需要花费20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基于本国经济发展范式的全球性机制化话语体系。
美国人看重经济数据但又不会为简单的数据对比所累。尽管去年中国的出口总额领先美国4000多亿美元，在中美双边贸易结构中，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2189.2亿美元，但美国却是全球贸易价值链上最大的获益者。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服务贸易去年盈余高达1953亿美元，真正是低成本高收益！在美国去年的贸易赤字中，高达53.9%来自石油，而在美元占石油贸易结算90%以上的今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对美国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在美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与支付中介的金融框架下，美国既可凭借全球贸易对美元的需求使各国依托于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美元展开经济活动，又可使中国等国背上破坏自由贸易的恶名。如果中国始终欠缺自主品牌又基本不掌握定价权，即便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0%以上，又能有多大战略价值呢？
至于看起来似乎更具指标意义的中美GDP此长彼消，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和产业分工格局下，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是数字变化的比较而已。至于2020年两国在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在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中的实际地位等方面的差距，尽管会比现在有所缩小，但整体上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太可能有根本性改变。
倘若以美国为核心主导力量的机制化霸权体系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不变，而中国在短期内又不大可能嵌入此种体系，则即便在2020年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本质上也可能是类孤立型的超级经济体。
1944年以来，美国之所以稳居全球价值链分工之巅，除了战略谋划能力，还得益于其在战后建立起的机制化霸权。即美国通过左右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建立起来的秩序范式。迄今，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主宰格局未改变，而且还在通过启动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推动建立TPP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此外，美国依然较为牢固地控制着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与修改权、金融市场定价权以及金融工具的创造权。而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又使那些意图挑战这种机制化霸权体系的国家退避三舍。
今日的中国欠缺当年英、美崛起为世界中心力量时的那种外部支持环境，中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金融、技术和高端人力资源；尚未建立起高端技术储备的中国，短期内依然离不开对美、欧、日技术的依赖。只有在建立起基于本国经济发展范式的全球性机制化话语体系方面及时补课，中国才有望尽早摆脱“类孤立型超级经济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