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就中国经济会否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引来了不少讨论。其实，从中日两国的经济基本面与两国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来看，差别还是很大的。之所以不断有人警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大概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不希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列车由于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脱轨，进而在全球顶尖层面的战略竞争中败下阵来；另一种则是中国经济果真由于系统性风险大爆发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达尔文主义式”的冲击，使得本就处于不确定的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在全球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哪怕是中国经济出现了看起来并不那么糟糕的硬着陆，也会显著扩散经济风险，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当然，从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来看，美日欧本质上都不希望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过快。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中国经济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尽管难免产生对外辐射风险，但届时实力大打折扣的中国，要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变迁，将会愈加困难。
从二战以来大国间的金融竞争来看，全球范围内深谙金融市场经济核心之道并善用金融力量打造竞争力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
日本经历的所谓“失落十年”、“5万亿美元陷阱”，本质上是缺乏前瞻性大金融战略的日本，试图挑战美国的结果。
众所周知，日本在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跃居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80年的经济规模超过了1万亿美元，1990年其GDP达到排名第二的德国GDP的两倍。到了1995年，经历了资产价格大泡沫破灭的日本，其GDP还相当于德英法三国的总和，但此后日本经济总量一直在5万亿美元徘徊，跌入所谓“5万亿美元陷阱”。其中2006年日本的GDP更是缩水至4.3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值的9.1%，占亚洲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0.53%；而高峰时期的1994年，日本GDP占全球的比重为17.67%，占亚洲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为惊人的60.69%！
因此，所谓日本经济步入“失落的十年”，某种意义上是指日本陷入经济停滞、过去那种咄咄逼人的追赶美国之势戛然停止的状态。笔者曾将其称之为“5万亿美元陷阱”。而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了于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泡沫破灭，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之外，还由于基础研究领域并不扎实的日本在高科技领域鲜有原始创新，只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所致。当然，日本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经济处于高峰的时候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以为真的可以超越美国，君临天下了。殊不知，美国不仅有最具打击力的国家竞争战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毁现实与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工具。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既有自身经济发展走火入魔的内因，也有外部因素，在微软、英特尔、苹果、GE等实体经济高手以及呼风唤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来一直喘不过气来。可见，日本既败在美国人手上，也毁在自己手中。
笔者格外担心的是：经济规模已经上了8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如今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日本小：依靠信贷扩张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再难持续，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结构不合理，资产价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债务链条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而面临断裂；另一方面，日渐严峻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加上外部经济的失衡局面迟迟未能改善，使得中国资产泡沫一旦破灭，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构建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失去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时间窗口。
因此，中国在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会否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显然值得中国警觉。中国要做的是在深耕实体经济竞争优势的同时，以金融战略转型确保经济有效增长。
中国必须思考并亟待落实的是：如何整固高达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绝对经济实力的最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切不可眼睁睁看着制造业竞争力随着工资水平的急剧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而逐渐消失。其实，华为的经验已经表明：中国企业可以做到以技术进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实体经济保持竞争力之本。在此基础上，迫切需要有一套面临2020年乃至2030年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前瞻性金融战略，切不可以简单的金融深化来推行金融业发展。尤其在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等中国金融发展的四个核心层面上，切不可按照西方的逻辑思维行事。中国宁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做到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充分市场化，宁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把步子迈得慢一点，也不可急于推进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