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多次峰会宣言、公报一直强调，首要任务是寻求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问题在于，这一“全球经济目标”需要什么样的货币金融体系支撑，各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应如何服务这一“全球经济目标”？
　　G20宣言和公报中并未对此明确。这导致了各经济体不同的货币金融政策方向，以美国、日本、英国等为代表的经济体，通过推动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试图为经济注入总量宽松的货币力量。欧元区则采取了内部紧缩和欧洲央行有条件的“准量化宽松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平衡和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苦于承受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全球流动性金融后果。
　　如此，包含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20虽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经济目标，但由于在金融领域不同的哲学和政策取向，实际上导致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共同实现。
　　在金融主导经济的时代，G20显然需要明确一个“全球金融框架”，来实现所宣称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目标”。
　　陈雨露教授在新著《大金融论纲》中所提出的“大金融框架”，即符合这一全球需要。
　　所谓“大金融”，其含义是清晰定义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陈雨露在书中认为，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构建充满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统一，金融的过度扩张反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利。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标榜以提高美国就业为目标，似乎是试图以货币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应该怎么看待当前美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美国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否符合“大金融框架”？
　　自2008年9月雷曼破产之后，到2009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推出，美国推动了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的第一波货币金融宽松，应该说，这一波宽松符合危机应对特征。但从2010年第二轮量化宽松开始，尤其是第三轮量化宽松，美国却出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即资产价格快速回升、实体经济缓慢复苏。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创出新高，房地产市场则进入新的上涨周期，而实体经济依然处于从弱复苏往复苏的转换期。
　　这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确实体经济在复苏，但在金融宽松背景下，资产价格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在“非理性繁荣”的道路上。
　　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大教训，是货币政策不应只关注通胀和实体经济，而应同样关注资产价格。显然，美国目前货币金融政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正如众多分析所揭示的，总量宽松政策并不能改善美国经济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美国自然失业率水平已经较危机前提高。这样，美国当前的宽松事实上是过于宽松的，泰勒规则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美联储这种宽松显然不符合“大金融框架”。与美国情形类似的，还有英国、日本等的总量大宽松。日本央行推动的债务货币化，已经推动日本股市大幅上涨，并推动日本资金重新涌入世界，日本实体经济也在但却较少受益于这种宽松。
　　货币中心国家、发达经济体所推动的这种政策，宽松了全球流动性环境，压抑了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并导致了新的金融风险。这在中长期意义上并不符合G20所定义的“全球经济目标”。
　　为G20引入一个“大金融”概念的“全球金融框架”，已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稳定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基础，并推动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
　　2014年G20峰会将由澳大利亚主办，2015年峰会由土耳其主办。据了解，中国有望积极申办2016年G20峰会。无论是在2016年，还是当前，中国应积极主动将“大金融”概念的“全球金融框架”，引入G20的“全球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