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现状还要维持到几时
2013-05-22   作者:李斌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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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正确的经济思想简单而明晰,可是,只要有关部门继续对它不开窍,那么,错误的政策就会一如既往地花样百出。面对房价的新一轮上涨,北京市终于祭出了计划经济的杀手锏,即价格管制。据说,其他严厉的管制措施也正在酝酿之中。人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房地产政策体系将依然维持,下一个十年将是上一个十年的翻版。
  “改革”叫得山响,但一谈到“攻坚”则颇多踌躇了,这个不清楚,那个没把握。难道是政府官员们不熟悉本职工作吗?这是讲不过去的。左一个课题组,右一个课题组,解决不了基本的政策思路问题。与房地产有关的政策思路,实际上很简单,不过是经济学的ABC,可是只要有关官员继续抱持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沟通起来也就“隔行如隔山”了。
  “当前的经济减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与“改革需要维持一定的速度”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但却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把改革与发展对立起来。要改革,就先把增长速度生硬地降下来,而不是用推出新的改革举措的办法来给经济降温;而当经济因为这些不当的降温方式而面临硬着陆的风险时,再把老的一套捡起来以图“稳增长”,却不思谋用改革的办法来给经济加温。笔者认为,这样做事的人并没有仔细地思考过“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对改革的理解是口号化的。一边讲转变政府职能,一边讲治理过剩产能,这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居然写在同一份政府文件之中,看来,写文件的人显然并不理解“转变政府职能”是什么意思。
  “政策配对技术”已经被忘记了。根据不同政策短中长期效果的差异,对之进行灵活的组合与对冲,以便为改革保驾护航;这种技巧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得到广泛的运用。有了它,可以说,什么样的改革任务都不必害怕。可是,如今只知道一味地求稳;一有风险便立即退缩和迟延改革,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的经济减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这句话是针对房地产业而讲的。为了阻止房价的上涨,政府实行了限购;为了防止多占耕地,政府又划出了耕地红线;作为这一切的总结果,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变得萧条了,于是,政府又开始治理过剩产能。以上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总结为:不让买房子,不让造房子,不让生产建筑材料,不让转让房子;然后,又要在这些“不让”之下再来“保增长”。这就是当前经济政策的“体系”。单看其中一个方面,似乎都有点儿道理;把各方面拼在一起,其荒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
  农村被隔绝在房地产业之外。几十年前,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了合作化,土地都归公了;如今,当城市化的进程要求农村的土地制度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却沉默了。干部们对此噤若寒蝉,不置一词,自己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吓倒了,真不知道当年搞合作化的“气魄”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大跃进”与如今的房地产业之间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大跃进”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大饥荒,而大饥荒在中国的官民中间造成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促使人们对于任何缩减耕地的行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心被视作正义的化身,因此,对土地红线的设定与维护就获得了超越于经济核算的正当性;它是理直气壮的,是头脑清醒的表现。然而,无可置疑的经济分析表明,结论恰恰相反,这是不理智的,是头脑昏聩的产物。这是大跃进的大报复,是中国人的自虐行为。没有大跃进,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耕地红线政策。
  在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之下,房价高涨,政府官员们也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假象吓倒了,他们误以为,一旦放开土地供应,全国的耕地就会迅速被开发商吃光,中国人就要饿肚子了。当局部地方因为土地供应增加而出现房价暴跌时,他们又再一次被吓倒,以为放开了土地供应,中国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如今的房地产政策便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这两种错觉之间徘徊着,颤栗着,痛苦着。
  数月之前,北京市政府还在言之凿凿地宣布: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决定推迟十块土地的上市。不知道这些官员们有没有认识到,如今迫不得已的价格管制与类似的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更有甚者,北京市政府目前正在强力实施对所谓“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违章建筑”违的是什么章呢?不过是不合理的土地管理政策而已。房价如此之高,老百姓难免要搞点儿“违建”,强行取缔不是正确的、人道的解决办法。要取消“违建”,请先提供合规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房子。说“违建不安全”,不过是一个借口。临时建筑固然不如高楼大厦那么坚固,但是,笔者也绝不认为,搞“违建”的人是企图变相自杀。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经济政策出了大问题,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理智。北京的房价领涨全国,不过是这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而已。
  再来说说保障房。在房价泡沫治理无望的情况下,保障房的推出,显然是为了安抚所谓“体制内的人”,以免他们对政府不满。所以,保障房首先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它耗费了政府财力,使政府背上了一个永久性的大包袱。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很大,但却没有起到增加市场供应的作用;恰恰相反,由于保障房占用了土地,政府因此缩减了商品房的土地供应。由于在小城市征地比较容易,成本较低,地方政府便选择在小城市大造保障房,以便凑足上级下达的建设指标,而大城市的保障房建设却相对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本轮房市行情走势分化的原因。决策者再一次被自己粗放的数字化管理所蒙蔽了。
  笔者建议,应这样一条明确的准则,即政府永久性地放弃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主动判断的职责。任何商品与服务,政府在原则上都不考虑其供应过剩或不足的问题,而把这种判断完全交给市场。即使由此引起了某些短期的失调,政府也应予以容忍,以便市场自身重新恢复平衡。土地供应亦应如此。政府只是根据某种明确制定并公布的公式、算法或模式来供应土地;可以同时要求限时开发,但不直接作任何数量上的判断。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到,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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