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调结构，总是普遍强调三次产业比重的调整，还有脱离现状强推“腾笼换鸟”，片面强调高科技而忽视“空间要素”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中国经济要在结构调整上获得突破，理该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重“先着力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再量力建立创新驱动体系”的战略。
　　鉴于中国经济今年一季度以“弱复苏”开局，整体经济运行仍处于2011 年以来形成的下行减速通道中，国际舆论有一种比较严峻的估计，认为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产业升级的实际难度远远超出预料。
　　汇聚各种分析，造成中国产业升级困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传统的成本优势在快速丧失；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局面并未打开。笔者认为，后者的形成需要储备和时间，绝非靠一两次会议的推动或若干个红头文件就能见效的；而前者更多涵盖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传统产业，这是中国制造今天能打遍天下的根基。这样的现实，促使我们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与实现方式的再思考。
　　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已有多年探索。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借着振兴计划的出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大规模落地实施。但至今仍有几个认识误区未能澄清，比如以为调整就是追求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在经济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中，谈及调结构，总是普遍强调三次产业比重的调整，即大力发展服务业，减少经济增长对农业和工业等的依赖。又比如，脱离现状强行“腾笼换鸟”，片面强调高科技而忽视“空间要素”等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
　　从1978年至今的三次产业比重走势图可以看出，农业呈现不断下降，服务业则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则呈现动态平衡的局面。农业比重下降和服务业比重上升是经济健康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自适应、自调整的节奏下，两者都会最终走向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内。中国经济的实际反应也证明，农业和服务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进入微调阶段。而第二产业的表现则呈现出动态平衡的节奏，且其振幅在不断收窄。如照搬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模式，简单地要求大幅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强迫要求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不是调整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关系，而是要通过淘汰现有过剩的、低端产能，改变目前中国经济的规模过剩、方式粗放、绩效低下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的整体质量。一味追逐“强制比例”的调整，不仅会打乱经济发展节奏，甚至会掉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与浪费”的怪圈。
　　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组成部分，前者是产业结构在产业空间上的调整，后者是产业结构在产业形态上的调整，以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两者理该同时并举，不可偏废。
　　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淘汰落后产能非常急迫。但目前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类似产业的淘汰存在盲从的现象，各地不顾各自现实情况，不同程度在强调“腾笼换鸟”，试图一夜之间将“土鸡变成金凤凰”。从国际产业链条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附加值低，但是从中国的实情来看，该类产业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部分之一。
　　产业结构调整（尤其在不具备高结构升级条件地区）应重点关注产业转移，即中西部地区主动承接东部地区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从历史看，亚洲四小龙的没落正与过早的实施产业升级有一定的关系。从全球视角来看，东南亚国家、非洲新兴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等都在等待承接产业转移。中国的地区差距依然非常大，产业转移对于提升区域的空间资源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若一味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将向东南亚“回流”， 将对中国下一步整体经济发展和解决问题产生被动影响。
　　高技术产业是中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高新技术产业代表了一国科教水平发展前沿的状态，能否顺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积极部署包括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通信、医药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将决定中国未来资源空间价值可持续能力的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尽如人意。首先是产业基础薄弱，教育与科研领域与产业发展不相匹配，基础教育应试化，专业教育技能化，高等教育功利化，不能形成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制度化的全国“大学生实习基地”尚属空白，产学研结合不够，尤其是在产与学之间、产与研之间，技术转化程度低。其次是产业环境存在缺陷，尤其表现在非公经济在研发经费等方面缺乏支撑，资本市场层次不健全，缺乏良好的进入退出机制。社会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关怀。最后，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实力不强，“高”、“新”特征不明显，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当下千万不能忽略的是，“空间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已出现，以“空间要素”所独有的空间指向性所产生的巨大集聚作用，将成未来资源空间价值的集中体现。以空港经济为例，其具有技术先导性、市场速达性、全球易达性等特点，正极大地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为了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依托其大型现代化机场，在抓紧着手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出了空港经济建设计划，旨在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限度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以求夺得下一轮全球竞争的先机。以空港经济作为未来全球高端产业链配置手段的新一轮经济竞争已经展开，中国大航空消费时代即将到来。
　　目前看来，中国经济要在结构调整上获得突破，笔者以为，理该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重“先着力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后再量力建立创新驱动体系”的战略，对失去了“坚实的已有基础”，一味去“好高骛远”苗头，应及时纠偏。从措施选择看，当下对传统经济能够产生直接有效影响力的手段，笔者的意见，可能是“可控性的人民币贬值”，贬值幅度在5%至10%较为有利（能追回到半年前与日元兑换值则更好），国际社会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