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早几天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一届金融家大讲堂上表示，“超凯恩斯计划”是用增加的政府赤字作投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对冲失业，这是让世界经济走出这场危机的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这是林先生自2008年首次提出后，再度在公开场合呼吁“超凯恩斯计划”，且陈述了许多这项计划好处的道理。虽然这个设想并没有完全超出“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但确实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也反映了作为世界银行前第一副行长，林先生渴望形成一套被世界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所下的工夫与努力。
一种理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必得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运用，并产生实际效用，那么，被林先生认为是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唯一可选择的“超凯恩斯计划”，到底是否适用目前的经济发展实际，是否真的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呢？笔者的看法时，“超凯恩斯计划”作为一种理论探讨，不无意义，要想付诸实践，难！至少，目前并不具备条件。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这项计划有需要、无可能。由于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经济是否能健康有序发展，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与作用，依靠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调节，政府所能做的，主要是创造环境、改善环境、营造环境，使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比较协调统一的机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并迅速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财政危机，说明市场的无形之手的作用已被发挥到了极限，很难再通过市场继续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应更多发挥影响作用与指导作用。可问题在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抑或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普遍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财政危机，而危机不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过度调度，而是社会公共福利过高、财政负担不断加重长期积累下来的。如果发达国家政府强行推行“超凯恩斯计划”，在社会公共福利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势必进一步加大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危害。就算能渡过眼前的难关，等待这些国家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机、更严重的问题。
就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则是有可能、没需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不仅经济增速远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国家，而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上升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快速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为了转型需要，将大批制造业转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并通过大量进口，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新兴经济体在内部需求的开发方面并没有积累多少成功的经验。所谓内需，更多也是依赖投资，特别是非生产性投资。在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发展低谷，需求急剧衰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也遇到了瓶颈。增加政府性投资，当然能帮助新兴经济体国家提供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这样的需求是短暂的，缺乏渗透力与影响力的。弄不好，会严重抑制正常的消费需求。
虽然新兴经济体国家没有像发达经济体国家那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似乎还有推行“超凯恩斯计划”的财政条件，但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眼下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改革，激活内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而盲目地加大政府投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入恶性循环，让消费更加疲软，更对经济难以产生推动作用。
接下来，可能就是中国了。从林先生最近几年所发表的各种言论和观点来看，他也是想将中国作为“超凯恩斯计划”的试验地。他在日前接受搜狐金融中心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且仍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只是他完全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还在走向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在市场化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太强势。特别是2003年放开房地产市场之后，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强力控制，让本已逐步放开的市场，重新回到了政府的管制和控制之下，短短的十年，各级政府不仅从土地上获取了高达30多万亿的级差收益，而且积累了十数万亿的政府债务。而这些从土地上获得的资金和资源，并没能按照市场的要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社会保障，而是被严重消耗和浪费了。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像欧美国家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但背负在中国各地方政府身上的债务，足以让“超凯恩斯计划”失去实施的空间。
事实上，在政府不可能一下子从强势地位转向平等地位的情况下，“舍弃投资转为消费”的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如果一直坚持以投资为主、特别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思路，而不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配合，有效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真有可能陷入危机。因为，过度投资不仅已严重抵制了消费，而且对改革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弄不好，投资会让改革红利也无法得到有效释放。
对此，中国市场经济最主要倡导者之一的吴敬链老先生已在多个场合表示，政府的过度强势，不仅使市场化的进程大大放慢了，也使改革停滞不前了。不然，老先生也不会反复提出“重启改革”这样的口号。如果推行“超凯恩斯计划”，继续强化政府投资，等于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强势，让政府进一步抵制与削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并为权力寻租、腐败等提供新的空间，对社会公平、正义还将产生新的伤害。
都说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其中，如何突破政府过于强势带来的利益集团壁垒，可能是最需要突破的难点之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出现的下行问题，根本就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投资过度、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国内消费需求疲软的问题。所以，“超凯恩斯计划”，在中国不仅没有需要，而且没有可能。